清代铜钱同治重宝宝源当十

“同治重宝”是清朝穆宗载淳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铸造的方孔铜钱，属于清代中后期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宝源当十”特指由工部宝源局（中央铸币机构之一）铸造、面值为“当十”（即一枚当十文制钱使用）的版本。以下从历史背景、铸造情况、版式特征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同治朝的社会与货币困境
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同治中兴”初期，但社会矛盾依然尖锐：
- 太平天国运动余波：虽然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但江南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传统制钱流通受阻；
- 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开始尝试近代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但财政仍依赖传统赋税，货币需求迫切；
- 白银外流与通胀压力：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问题持续，民间对小额铜钱的需求增加，“当十”大钱因面值高于普通制钱（一文），成为缓解流通压力的手段。

二、宝源局的职能与“同治重宝当十”的铸造
清代自顺治朝起设立中央与地方双轨铸币体系：中央设“宝泉局”（户部）和“宝源局”（工部），地方则有各省铸钱局（如宝苏、宝浙等）。“宝源局”作为工部直属机构，主要负责为宫廷工程、军需及中央财政铸造钱币，其地位仅次于户部的“宝泉局”。

“同治重宝当十”的铸造始于同治初年，但因当时铜料短缺、工艺下降，实际铸造量有限。具体特点如下：
- 材质与规格：以黄铜为主（部分含铅锡合金），直径约28—30毫米，重量因版别差异在7—12克之间（“当十”大钱理论上应重约普通制钱的10倍，但实际减重严重）；
- 钱文特征：正面为“同治重宝”（直读或旋读，常见直读），背面穿上下为满文“宝源”，左右为汉字“当十”；字体多为楷书，风格较清初粗率，反映国力衰退；
- 版别差异：因铸造时间短、局属单一（仅宝源局），版别不如地方局丰富，主要区别在于文字大小、笔画粗细（如“通”字有单点通、双点通；“宝”字有“缶”宝、“尔”宝等变体）。

三、流通与废止：短暂而尴尬的存在
“同治重宝当十”的发行初衷是解决铜钱不足问题，但实际效果不佳：
- 贬值与抵制：由于铜料匮乏，清廷为节省成本大幅减重（部分仅重5—6克），导致“当十”钱实际价值远低于面值，民间拒绝接受，甚至被熔铸为器物（因铜价高于币值）；
- 政策调整：同治后期（约1870年代），清政府意识到大钱弊端，逐步停铸“当十”“当五”等大钱，恢复以小平钱（一文）为主的流通体系；
- 存世现状：因铸造量少且流通时间短，“同治重宝宝源当十”存世不多，普通品相市场价值数千元至万元不等，稀有版别（如大字、异书）可达数万元，是研究清代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历史意义：同治朝国力的缩影
“同治重宝宝源当十”不仅是货币，更是晚清社会经济的缩影：
- 反映财政困境：中央铸币局被迫铸造大钱，暴露了清廷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
- 体现工艺衰落：与康乾时期精整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相比，同治钱文字模糊、铸造粗糙，直观呈现清代手工业的衰退；
- 见证货币转型：其短暂流通反映了传统方孔钱体系的瓦解，为清末“废两改元”、机制币（如光绪元宝）的出现埋下伏笔。

总结：“同治重宝宝源当十”是同治朝中央政权应对货币危机的产物，虽因政策失误未能有效流通，却为我们研究19世纪中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