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咸丰重宝宝昌当十凤尾昌

“咸丰重宝宝昌当十凤尾昌”是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铸造的一种地方铸币，属于咸丰大钱体系中的“宝昌局”所铸“当十”面值铜钱。要理解这枚钱币的历史背景，需从咸丰朝的货币危机、宝昌局的设置与职能、钱币特征的含义三个层面展开：

一、时代背景：咸丰朝的货币困境与大钱泛滥
咸丰年间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内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捻军起义等大规模战乱，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军费开支激增，财政濒临崩溃。为缓解危机，咸丰帝采纳户部建议，发行虚值大钱（面值远高于金属本身价值），试图通过“以少换多”的方式掠夺民间财富填补国库。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正式开铸“咸丰重宝”“咸丰元宝”大钱，涵盖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多种面值，材质包括铜、铁、铅，且允许地方督抚自行设局铸造——这为地方铸币的混乱与特色化埋下伏笔。

二、“宝昌局”：江西的铸币机构
“宝昌”是清代江西的官方铸币局简称（“宝”为“宝货”之意，“昌”取自江西地名）。江西的铸币史可追溯至唐代，但清代“宝昌局”的正式设立与咸丰朝的货币需求直接相关：

- 设立时间：咸丰三年（1853年），因中央财政紧张，清廷下令各省“自铸大钱”，江西巡抚张芾奏请开设宝昌局，获准后于南昌（江西布政使司驻地）开炉铸钱。
- 铸币范围：宝昌局主要铸造咸丰年间的“重宝”（当十及以下多为重宝，当五十以上多为元宝），材质早期为红铜，后期因铜料匮乏掺入铅、锡，甚至改铸铁钱；面值以当十为主，也有少量当五、当五十（存世极少）。
- 停铸原因：咸丰大钱因贬值严重（如当十钱仅值制钱2—3文），导致市场混乱、民怨沸腾。咸丰七年（1857年），清廷被迫整顿币制，限制地方铸币；同治元年（1862年），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中央财政稍缓，宝昌局停止铸钱。

三、“当十凤尾昌”：钱币特征的历史细节
这枚钱币的关键信息可拆解为三部分，每部分都折射出当时的铸币逻辑：

1. “咸丰重宝”：币值与类型的标识
- “咸丰”：年号，明确铸造时间为咸丰年间（1851—1861）；
- “重宝”：清代大钱的分类之一，通常指当十及以下面值的铜钱（“元宝”多为当五十以上，“通宝”多为小平钱<当一>）；
- 隐含意义：“重宝”的设计初衷是“重量较重、价值较实”，但实际因虚值发行，很快沦为“名义重、实际轻”的敛财工具。

2. “宝昌”：地方铸币局的身份
如前所述，“宝昌”即江西宝昌局，这是区分中央铸币（如“宝泉局”“宝源局”）与地方铸币的核心标志。地方局的钱币往往因原料、工艺差异，呈现出独特的版式（如文字风格、直径大小）。

3. “当十”：面值与兑换关系
“当十”意为1枚该钱可兑换10枚标准小平钱（制钱）。但实际上，咸丰当十钱的含铜量仅相当于2—3枚制钱，这种“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巨大差距”，正是清政府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财的体现——百姓需用10枚制钱才能换到1枚“当十钱”，而官府却用1枚“当十钱”抵扣10枚制钱的赋税或债务，本质是变相征税。

4. “凤尾昌”：版式特征的独特性
“凤尾昌”是宝昌局当十钱的特殊版式，核心特征是钱币背面穿口（方孔两侧）的满文“昌”字书写独特：普通宝昌局的满文“昌”字结构紧凑，而“凤尾昌”的满文“昌”字右侧笔画（类似汉字“日”的下部）延伸拉长，末端分叉如“凤尾”，因此得名。

这种版式的出现，可能与宝昌局内不同炉匠的书写习惯有关（清代铸币多由手工雕刻母钱，不同工匠的字体易形成版别差异），也可能是后期为了区分批次、防止盗铸而刻意设计的变体。“凤尾昌”并非官方命名的版式，而是后世钱币收藏者根据特征约定俗成的称呼，存世量相对较少，是研究宝昌局铸币工艺的重要样本。

四、历史意义：乱世的货币缩影
“咸丰重宝宝昌当十凤尾昌”不仅是一枚普通的古钱币，更是咸丰朝财政危机、地方铸币权扩张、货币贬值乱象的实物见证：

- 它反映了晚清中央集权的衰落——地方督抚获得铸币权，导致币制混乱（各省局铸造的大钱重量、成色不一，加剧市场动荡）；
- 它揭示了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太平天国战争导致铜料运输中断，宝昌局不得不降低铜质，甚至铸铁钱，进一步削弱了钱币的信用；
- 它是研究清代地方铸币工艺的标本——“凤尾昌”的独特版式，为学者还原宝昌局的铸造流程、工匠群体提供了线索。

总结
这枚钱币诞生于咸丰朝的内忧外患中，由江西宝昌局为应对财政危机而铸，其“当十”面值是清政府虚值货币的缩影，“凤尾昌”则是地方铸币特色的体现。它的历史，既是一部晚清货币贬值的“灾难史”，也是一部地方铸币工艺的“微观史”，至今仍是钱币收藏界研究咸丰大钱与地方局铸币的重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