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六年中央银行伍仟圆德纳罗版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中央银行发行的伍仟圆德纳罗版纸币，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特殊时期的产物，其设计与发行背景深刻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困境与货币危机。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历史脉络：

一、发行背景：战后经济崩溃与法币恶性通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虽接收了大量敌伪资产，但内战的爆发（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导致军费开支激增，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为弥补赤字，政府被迫依赖超发法币（当时中国法定货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 1947年初，法币发行额已突破30万亿元（较1937年增长约3.7万倍）；
- 物价飞涨，以上海为例，1947年米价较战前上涨约1.4万倍，普通民众生活陷入绝境；
- 原有的小面额法币（如千元券）已无法满足交易需求，大面额纸币成为应对通胀的“无奈之举”。

在此背景下，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中央银行陆续发行了伍仟圆、壹万圆、伍万圆等大面额法币，其中“德纳罗版伍仟圆”因印刷机构特殊而具有辨识度。

二、“德纳罗版”的身份：英国印钞巨头的中国业务
纸币上的“德纳罗”指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Thomas De La Rue & Company, Limited），这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印钞企业之一（成立于1821年），曾为近百个国家设计印刷货币。

中国近代纸币中，德纳罗公司的参与可追溯至清末：
- 1910年代起，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多次委托德纳罗印制纸币（如“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行发行的法币、关金券）；
- 抗战期间，德纳罗因在华业务受限，部分订单转由其上海分公司或合作印厂完成；
- 1947年的“伍仟圆德纳罗版”，即由德纳罗公司设计并提供印版（或由其在华代理机构监制），具体印刷可能在中国本土完成（因战时运输不便）。

三、伍仟圆纸币的设计与特征
尽管存世实物较少，但通过史料与收藏记录可还原其基本特征：
- 正面图案：通常包含中央银行行徽（铜钱纹+“中央银行”篆字）、孙中山头像（国民政府时期纸币的常见主题），以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伍仟圆”“中央銀行”等汉字与阿拉伯数字；
- 背面图案：多为几何花纹、英文说明（如“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FIVE THOUSAND YUAN”）及德纳罗公司的标志性防伪标识（如水印、微缩文字）；
- 防伪技术：采用德纳罗擅长的凹版印刷（手感凹凸）、多色套印及隐蔽水印（可能为“中央银行”字样或数字），但因当时中国印钞技术有限，实际防伪效果较弱；
- 尺寸与材质：法币纸币普遍纸质较差（因纸张短缺，掺杂大量廉价纤维），伍仟圆券尺寸较大（约150mm×80mm），以适应大面额需求。

四、流通与退出：短命的“大面额法币”
1947年发行的伍仟圆纸币并未流通太久：
- 由于通胀持续恶化，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以黄金、外汇为准备金，规定1金圆券=300万法币）；
- 按兑换比例，伍仟圆法币仅能兑换约0.0167金圆券（几乎等同于废纸）；
- 金圆券仅维持数月便再度崩溃（1949年2月，金圆券发行额超67万亿元，较初始增长24万倍），最终被银元、外币取代，“德纳罗版伍仟圆”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这枚纸币是国民政府晚期经济崩溃的直接见证，其发行与消亡浓缩了近代中国“通胀—救市—再通胀”的恶性循环：
- 经济史视角：它反映了抗战后中国工业凋敝、财政破产的现实，以及国民党政权因内战失去民心的深层原因；
- 货币史视角：作为大面额法币的代表，它与同时期的“金圆券”“银圆券”共同构成中国近代货币危机的完整链条；
- 收藏价值：因发行时间短、流通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且纸质易损，目前存世的“德纳罗版伍仟圆”多为品相一般的旧票，全新品罕见，在钱币收藏市场中属于“中等稀缺品种”，市场价格约数千元至万元（视品相而定）。

总结
民国三十六年中央银行伍仟圆德纳罗版纸币，不仅是一张普通的货币，更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动荡、经济崩溃的微观缩影。它的存在，既记录了德纳罗公司在华印钞业务的尾声，也印证了国民政府因失序治理最终走向覆灭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