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同治通宝宝源当十

同治通宝宝源当十是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年）由宝源局铸造的一种当十大钱（即一枚可当十文铜钱使用的大面值货币）。它既是晚清货币体系变革的产物，也折射出当时内忧外患背景下的财政困境。以下从历史背景、铸造情况、特征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同治朝的内忧外患与货币危机
同治帝载淳（1856-1875）是咸丰帝之子，即位时年仅6岁，实际权力由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恭亲王奕訢组成的“两宫垂帘+亲王辅政”集团掌控。这一时期（1862-1874年）是清王朝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的打击中逐步恢复的关键阶段，但内外矛盾依然尖锐：
- 外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北京条约》签订，列强侵略加深；
- 内部：太平天国虽于1864年被镇压，但捻军、西北回民起义等仍在持续，军费开支庞大；
- 经济：白银外流、铜料短缺，传统制钱（小平钱）因成本高于面值而难以为继，地方与中央均面临“钱荒”，亟需通过铸造大钱弥补财政缺口。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重启“当十大钱”政策——早在咸丰年间（1851-1861），为应对财政危机，朝廷已大量铸造当四、当五、当十甚至当千的大钱，但因贬值严重、民间抵制，至咸丰后期被迫收缩。同治初期，为缓解财政压力，中央与地方再度尝试铸造当十大钱，“同治通宝宝源当十”便是中央层面的产物。

二、铸造机构：宝源局的职能与变迁
“宝源”指宝源局，是清代中央直属的铸币机构之一（另一为“宝泉局”）。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代：
- 明代设“宝源局”（属工部）与“宝泉局”（属户部），分管铸币；
- 清代沿用明制，顺治元年（1644年）在北京设宝源局（工部管）与宝泉局（户部管），成为全国铸币核心；
- 康熙年后，宝源、宝泉二局轮流鼓铸，负责全国制钱的供应；
- 咸丰年间因战乱与财政需求，除京局外，各省增设大量地方铸局（如宝苏局、宝浙局等），但中央仍试图通过宝源、宝泉二局维持货币主导权；
- 同治时期，太平天国战争虽结束，但北方仍有战事（如陕甘回乱），宝源局作为中央铸局，承担了稳定币值的重要任务。

三、“同治通宝宝源当十”的具体特征
作为中央铸造的当十大钱，“同治通宝宝源当十”在形制、文字、工艺上有鲜明时代特征：
- 材质：以黄铜为主（部分因铜料不足掺铅锡），符合清代中后期制钱的主流材质；
- 形制：直径约28-30毫米（大于小平钱的23-26毫米），厚约1.5-2毫米，重约7-10克（因含铜量波动略有差异）；
- 文字：正面为“同治通宝”（直读），字体多为楷书，风格承袭乾隆、嘉庆以来的端庄，但笔画略显纤细（反映晚清工艺衰退）；背面穿口上方为满文“宝源”（左）与汉文“当十”（右），明确标识铸造地与面值；
- 工艺：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清代铸币技术较康乾时期下降，宝源当十钱常见砂眼、流铜或文字模糊现象，部分版别因减重导致重量不足。

四、流通与历史意义
1. 财政工具：同治通宝宝源当十本质是清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手段。通过铸造大钱，朝廷可将铜料价值转化为更多货币数量，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但长期因“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加剧了通货膨胀（民间倾向收藏小平钱、使用大钱交易，导致大钱贬值）。

2. 政治象征：宝源局作为中央铸局，其铸造的当十大钱试图强化中央对货币的控制权，对抗地方割据势力（如同治初年，部分省份自行铸钱，削弱中央权威）。但实际效果有限，因地方财政独立性强，中央大钱流通范围主要集中于京城及周边。

3. 历史见证：该钱币反映了同治朝“同光中兴”表象下的深层危机——尽管太平天国被镇压、洋务运动兴起，但清政府的财政脆弱性与货币体系的混乱并未根本解决。至光绪年间，随着机制银元的推广与铜元（新式圆形无孔币）的出现，传统的方孔当十大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五、收藏与研究现状
同治通宝宝源当十因存世量较大（相较于咸丰大钱），属于清代普通钱币品种，市场价格不高（普通版别数百元即可入手），但特殊版别（如“宽缘”“大字”“背星纹”等）或品相极佳者（如未流通原光）仍有收藏价值。对于研究晚清货币史、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而言，它是重要的实物资料，可补文献之缺。

总结：同治通宝宝源当十是晚清动荡局势下中央铸币的典型代表，既承载着“同光中兴”的政治期待，也暴露了清王朝财政与货币体系的深层危机，是研究19世纪中叶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微缩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