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同治通宝宝川小平母钱

“同治通宝宝川小平母钱”是一枚具有较高收藏与研究价值的清代钱币，以下从历史背景、钱币特征、铸造意义等方面解析其相关历史：

一、核心概念拆解
1. “同治”：指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的年号（1862—1874年），对应清朝第10位皇帝，在位13年。此时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晚期：太平天国运动刚被镇压（1864年），洋务运动兴起（1861年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列强侵略加剧，财政面临巨大压力。
2. “通宝”：清代铜钱的固定称谓（“通宝”意为“通行宝货”），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沿用至清末。
3. “宝川”：清代四川省局的铸币标识。“宝”为清代各省铸钱局的统一前缀（如“宝泉”“宝源”为中央户部、工部局，“宝苏”“宝浙”为地方局），“川”即代表四川。清代四川设有宝川局，负责省内铜钱铸造。
4. “小平”：指钱币的形制规格——直径约24—26毫米，重量约3—5克，是清代铜钱中最常见的“基础面值”（相当于后世的“一文钱”，用于日常小额交易）。
5. “母钱”：铸造铜钱的“模板钱”，分为雕母（由工匠手工雕刻铜、锡或象牙而成，是母钱的原型）和铸母（用雕母翻砂铸造，用于批量生产流通钱）。母钱的特征是：文字清晰深峻、铜质精良、边缘规整，且通常带有“修穿”（即钱币中心方孔经过打磨修整）、“拔模斜度”等工艺痕迹，并非流通货币，而是铸钱过程中的关键工具。

二、历史背景：同治年间的四川与宝川局
1. 宝川局的历史沿革：
四川铸钱历史悠久，汉代已有“直百五铢”等；清代宝川局正式设立于顺治年间（1644—1661），初名“四川省局”，康熙年间改称“宝川局”。其铸造地点早期在成都，后因战乱或铜料问题多次停铸、复铸。
同治年间，清朝为缓解财政危机，曾试图恢复部分地方局的铸钱规模，但受限于铜料短缺（清代后期铜料主要依赖进口或云南铜矿，太平天国运动曾阻断运输线）、成本过高（铜价上涨导致铸钱亏损），多数地方局实际铸量有限。

2. 同治朝的货币环境：
咸丰年间（1851—1861）因战争需大量军费，曾发行大钱（如当十、当百钱）、铁钱甚至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私铸泛滥。同治帝即位后，朝廷试图“整顿币制”：一方面废止咸丰大钱，恢复小平钱本位；另一方面限制地方局滥铸，要求使用优质铜料、规范工艺。
但此时清朝国力衰退，宝川局的同治钱铸造量并不多——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记载，同治年间仅少数年份（如同治六年、七年）宝川局有零星铸钱记录，且多为应对省内小额交易需求，因此存世的同治宝川小平钱本身已不多见，母钱更是罕见。

三、这枚钱币的历史价值
1. 反映清代铸币工艺的巅峰细节：
母钱是清代“翻砂铸钱法”的核心物证——工匠先用雕母制作母钱，再用母钱蘸上松烟墨印在沙盘上形成“钱范”，最后注入铜液批量铸造流通钱。同治宝川小平母钱的存在，说明当时四川仍保留着相对规范的铸币流程，也体现了清代晚期手工业技术的精细程度。

2. 见证晚清四川的经济与社会：
作为地方局的铸币，它反映了同治年间四川地区的货币流通状况——尽管全国层面货币混乱，但四川仍以小平钱为基础，说明当地小额交易对稳定货币的需求；而母钱的稀少，也从侧面印证了当时四川铸钱业的萎缩（因财政困难、铜料不足）。

3. 收藏与研究意义：
清代母钱存世量极少（尤其是地方局母钱），同治宝川小平母钱更是“凤毛麟角”。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古钱币藏品，也是研究清代晚期四川经济、铸币技术、货币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如宝川局在同治年间的具体铸币情况，正史中语焉不详）。

四、补充说明
需注意区分“母钱”与“样钱”：样钱是进呈朝廷审核的“样品钱”，可能用较好的铜料铸造，但本质是“候选流通钱”；而母钱是“生产工具”，工艺更精、用途不同。同治宝川小平母钱的价值远高于普通流通钱，市场价格也极高（具体需看品相、版别，通常可达数万元甚至更高）。

综上，这枚钱币不仅是一枚“古董”，更是清代晚期四川货币体系、铸币工艺乃至社会经济状况的缩影，承载着同治年间那段动荡又试图“中兴”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