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咸丰元宝宝济当百

“咸丰元宝宝济当百”是清代咸丰年间铸造的一种大面值铜钱，属于“咸丰大钱”体系中的重要品种。其历史背景与清代后期的货币危机、财政困境密切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相关信息：

一、基本属性：名称与形制
- 名称拆解：
- “咸丰”：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的年号（1851—1861年）；
- “元宝”：清代中后期对大面值铜钱的称呼（区别于小平钱的“通宝”）；
- “宝济”：铸钱局名，“宝”为清代铸钱局的通用前缀（如宝泉、宝源为中央局），“济”指宝济局，即山东济南的铸钱机构；
- “当百”：面值标识，意为“折合100枚小平钱使用”，是咸丰大钱中较高面值的等级之一（常见有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

- 形制特征：
宝济当百钱多为黄铜质，直径约50—55毫米，重约30—40克（因铸造时期和工艺略有差异）。钱文正面为“咸丰元宝”，楷书直读；背面穿左右为满文“宝济”，穿上下为汉文“当百”（部分版别可能省略汉文，仅留满文）。

二、历史背景：咸丰大钱的铸造动因
咸丰年间（1851—1861）是清代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内忧外患交织，直接导致货币体系的崩溃与重构：
1. 太平天国运动冲击：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迅速席卷南方半壁江山，切断了清政府的漕粮、税收命脉（尤其是江浙地区，占全国赋税三分之一以上），中央财政陷入极度匮乏。
2. 第二次鸦片战争消耗：1856—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清政府需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约1600万两白银），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
3. 银荒与铜料短缺：清代实行“银钱并行”制度（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但此时国际银价上涨（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国内又因战乱导致滇铜（云南铜矿为主要铜料产地）运输受阻，铜料供应不足，小平钱（一文）铸造量锐减，市面流通货币短缺。

为应对危机，1853年（咸丰三年）起，清政府被迫放弃“祖制”（禁止铸造大钱），开铸高面值铜钱（咸丰大钱），试图以“虚值大钱”弥补财政亏空。宝济当百正是这一背景下，由地方铸钱局（山东宝济局）参与铸造的品种。

三、宝济局的设立与当百钱的铸造情况
- 宝济局的沿革：山东的铸钱机构最早可追溯至明代的“济南府局”，清代初期曾短暂停铸，康熙年间恢复，雍正后改称“宝济局”。咸丰年间因财政需要，宝济局被重新激活，成为北方重要的铸钱局之一。
- 铸造时间与规模：宝济当百主要铸造于咸丰四年至五年（1854—1855年），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 咸丰四年（1854）：清政府批准各省局开铸当百、当五十等大钱，宝济局开始试铸当百钱；
- 咸丰五年（1855）：因大钱贬值过快（当百钱实际价值远低于100文小平钱），清政府下令减重或停铸部分大钱，宝济当百的铸造逐渐收缩，后期可能仅少量补铸。

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记载，宝济局在咸丰年间铸造的大钱以当十、当五十为主，当百钱存世量相对较少，可能与清政府限制高面值大钱的政策调整有关。

四、流通与贬值：咸丰大钱的“短命”命运
咸丰大钱的设计初衷是解决财政危机，但因过度发行和虚值问题，很快引发恶性通胀：
- 实际价值与名义面值脱节：以宝济当百为例，其含铜量约30—40克（按当时铜价折算，仅值20—30文小平钱），却强制规定当100文使用，本质是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
- 市场抵制与信用崩塌：百姓拒用大钱，商家被迫折价收兑（如当百钱仅当30—50文使用），导致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混乱。1855年（咸丰五年），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当百、当五十大钱停铸”，并逐步回收减重。
- 宝济当百的结局：由于流通时间短（仅约1—2年）、铸造量有限，且后期被大量销毁或回炉改铸小钱，目前存世的宝济当百钱多为传世品或窖藏出土，品相完好的较为罕见，成为钱币收藏中的“名誉品”。

五、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1. 反映清代财政危机的深度：宝济当百的存在是咸丰朝“非常态”货币政策的缩影，印证了太平天国运动与鸦片战争对清王朝经济的毁灭性打击。
2. 见证货币制度的转型：咸丰大钱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铸造虚值大钱，此后清政府转向发行纸币（如“户部官票”“大清宝钞”）和改革银本位，传统铜钱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3. 钱币收藏与研究的重要标本：作为地方局（宝济局）铸造的高面值大钱，宝济当百的钱文书法、版式特征（如满文“宝济”的写法差异）为研究清代铸钱工艺和地方货币流通提供了实物证据，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总结
“咸丰元宝宝济当百”不仅是清代咸丰年间货币危机的产物，更是晚清社会动荡、财政崩溃的历史见证。其短暂的铸造与流通史，折射出传统帝国在面对近代化挑战时的制度僵化与经济脆弱性。如今，它作为钱币文物，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成为研究清代货币史与近代经济史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