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同治通宝宝济

“同治通宝”是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在位期间（公元1862年至1874年）铸造的流通货币，“宝济”则是该时期山东省局所铸钱币的铸地标识（“宝”为古代钱币代称，“济”即山东济南）。要理解“同治通宝宝济”的历史背景，需结合清朝同治朝的政治、经济环境与山东地区的铸币特点两方面分析：

一、同治朝的时代背景：内忧外患下的货币体系
同治帝载淳即位时年仅6岁，朝政先后由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掌权（史称“辛酉政变”后形成“两宫垂帘，亲王议政”格局）。这一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面临多重危机：
1. 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严重破坏了江南地区的经济与铸币体系（如江苏、浙江等传统铸钱重地一度停铸），导致全国铜料短缺、货币供应混乱；
2.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赔款加剧财政负担，铸币原料（主要是滇铜、洋铜）依赖进口或远距离运输，成本上升；
3. 洋务运动与财政改革：为应对危机，清政府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如创办军工企业），同时尝试整顿币制，但因中央权威衰落，地方督抚权力扩大，各省铸币逐渐脱离中央统一管控。

二、“宝济”局的设立与沿革：山东的地方铸币
“宝济”局的全称应为“山东宝济局”，其前身可追溯至明代的“济南府局”，清代顺治年间正式设立“山东省局”，康熙年后因铜料不足多次停铸，乾隆、嘉庆时期偶有复开。

同治朝“宝济”局的铸币情况：
1. 开铸时间与背景：
同治元年（1862年），清政府下令各省恢复铸币以缓解财政压力，山东巡抚谭廷襄奏请重启“宝济局”。此时山东虽未直接受太平天国波及，但作为北方重要省份，需承担部分中央财政摊派，且本地商品经济发展对小额货币有需求，因此获准铸钱。

2. 材质与形制：
同治通宝宝济钱的材质以黄铜为主（部分含少量锡、铅，因铜料不纯略显暗淡）；形制遵循清代制钱规范：圆形方孔，直径约22-24毫米，重量1.8-2.5克左右（因后期减重可能更轻）；钱文为楷书，对读（“同治通宝”四字上下右左排列），“宝”字多为“缶”宝（区别于康熙“尔”宝、乾隆“宝”字的变体），“济”字写法较为规整，体现山东局的工艺特点。

3. 存世量与版别：
同治朝“宝济”局铸币时间较短（约1862-1874年，同治帝去世后停铸），且因山东本地铜料匮乏，多从云南、广东等地采购洋铜（或旧铜器回炉），产量有限。目前存世的“同治通宝宝济”以小平钱（最常见）为主，另有少量折二钱（罕见，可能为试铸或后期加铸），版别差异主要体现在“通”“宝”二字的书体变化（如“通”字有“单点通”“双点通”，“宝”字有“长尾宝”“短尾宝”）。

4. 历史意义：
“宝济”局在同治朝的短暂复开，反映了清朝中央对地方铸币权的控制已名存实亡——地方督抚可自行决定铸币与否及规模，货币发行成为地方缓解财政的手段之一。同时，山东作为北方沿海省份，其铸币也体现了当时“洋铜”输入对清代货币材质的影响（清代前期铸钱多用滇铜，后期因滇铜减产，洋铜占比上升）。

三、同治通宝宝济的历史价值
1. 货币史价值：它是研究同治朝地方铸币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见证了清朝从“中央集权铸币”向“地方分散铸币”的转变；
2. 区域经济史价值：反映了山东在晚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需小额货币支撑日常交易）及与外地（如云南、广东）的物资联系（铜料运输）；
3. 收藏价值：因存世量较少（尤其是美品），且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治通宝宝济”成为清代钱币收藏中的热门品种，市场价格根据品相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总结
“同治通宝宝济”不仅是一枚普通的清代钱币，更是同治朝内忧外患背景下，山东地方政府应对财政与经济需求的产物。它承载着晚清货币体系的转型痕迹，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微妙变化——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铸币，逐渐走向地方自主的“碎片化”货币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