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铜钱至正通宝背马

“至正通宝”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68年在位）时期所铸的流通货币，属于元代晚期的重要钱币之一。其中“背马”版别是“至正通宝”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其历史背景、铸造原因及文化内涵需结合元朝晚期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状况综合分析。

一、至正通宝的铸造背景
元顺帝时期（后至元年间），元朝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
- 政治腐败：官僚体系贪腐成风，民族矛盾（蒙古贵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冲突）激化；
- 经济崩溃：长期战争（如镇压红巾军起义）、赏赐无度（蒙古贵族奢靡）导致财政亏空，政府滥发纸币（“至正交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民间拒绝使用纸钞，转而依赖金属货币；
- 军事动荡：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全国反元浪潮此起彼伏，元朝为筹措军费，不得不恢复或扩大铜钱铸造。

在此背景下，元顺帝于至正十年（1350年）推行“变钞”（改革纸币制度），同时下令铸造“至正通宝”，试图通过恢复铜钱流通稳定经济、支撑军费。“至正通宝”因此成为元朝晚期应对危机的关键货币。

二、“背马”版至正通宝的特殊性
“至正通宝”按形制可分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材质多为青铜，部分版别有背文（如“寅”“卯”“辰”“巳”干支纪年，或“壹两重”“贰两重”记值）。而“背马”是其中罕见的特殊背文版别，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背马”可能与元末的军事行动或特定事件相关，具体可从以下角度解读：

1. “马”的象征意义
元朝以骑兵立国，战马是军事力量的核心象征。元末红巾军起义后，元朝军队（尤其是各地藩王、将领的私属武装）频繁与义军交战，对战马的需求激增。“背马”或为纪念某次与“马”相关的军事胜利（如缴获大量战马、重要战役中骑兵发挥关键作用），或为标识某支以“马”为徽号的军队（如蒙古诸部常以动物为部落标志）。

2. 可能的铸造背景：察罕帖木儿的“马军”
元末最著名的抗红巾军将领之一是察罕帖木儿（？—1362年），他是汉化的蒙古贵族，组织“义兵”镇压起义，多次击败刘福通、徐寿辉等红巾军势力，被元廷封为汝阳王。史载察罕帖木儿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号称“马军”，机动性强，是其取胜关键。有学者推测，“背马”或为察罕帖木儿或其部将主导铸造的“军饷钱”，用于犒赏士兵或标识军中流通货币，以彰显骑兵的重要性。

3. 地域或铸局的标记
另一种可能是，“背马”代表铸造地或铸钱局的简称。元朝在地方设“诸路宝泉提举司”管理铸钱，但晚期因战乱，部分铸局可能以符号代指。“马”或对应某一产马要地（如漠南、河西走廊等与蒙古传统牧区相关的区域），或取“马”的谐音（如“码”“玛”等），但目前缺乏直接文献佐证。

三、历史价值与存世情况
“至正通宝”本身是研究元末经济、货币史的核心实物资料，而“背马”作为罕见版别，更因数量稀少（目前所见多为传世品或零星出土）、背文独特，成为古钱收藏界的“名誉品”。其存世量远少于常见的“背寅”“背卯”等干支版，市场价格也更高。

从历史研究角度看，“背马”虽无明确史料记载，但其存在反映了元末军事优先于经济的现实——朝廷与军阀为维持战争机器，不惜以特殊货币标识军事力量，侧面印证了元朝“马上得天下，亦因马失天下”的历史循环（最终红巾军及朱元璋的“步兵+水军”击败蒙古骑兵，建立明朝）。

总结
“至正通宝背马”是元末危机中诞生的特殊货币，其背后关联着元朝晚期的经济崩溃、军事动荡与权力博弈。尽管“背马”的具体含义尚无定论，但它无疑是观察元末社会剧变的一枚微观切片，兼具文物价值与历史叙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