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咸丰元宝宝巩当百

“咸丰元宝宝巩当百”是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年）铸造的一种大面值铜钱，属于咸丰大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从历史背景、铸行情况、钱币特征、流通与影响等方面梳理其相关历史：

一、历史背景：咸丰朝的财政危机与大钱泛滥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军与太平军在南方展开长期拉锯战；次年（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天津，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军费开支激增，财政陷入极度困境——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咸丰初年户部存银仅200余万两，而每年财政支出需数千万两，国库几近空虚。

为缓解财政压力，咸丰帝采纳官员建议，发行虚值大钱（面值远高于铜料本身价值），试图通过“以钱代银”弥补亏空。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中央先在北京设宝泉局、宝源局铸行大钱，随后各省纷纷效仿，地方铸钱机构（如宝巩局）也加入铸行行列，“咸丰元宝宝巩当百”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二、铸行机构：宝巩局的沿革
“宝巩”即宝巩局，是清代甘肃省的官方铸钱局，也是西北重要的铸币机构之一。其历史沿革如下：
- 清初沿明制，甘肃铸钱由陕西局兼管；康熙六年（1667年），甘肃单独设局，初名“巩昌府局”（因治所在巩昌府，今甘肃陇西）；
- 雍正五年（1727年），巩昌府局迁至兰州，改称“宝巩局”，成为省级铸钱机构；
- 乾隆年间，宝巩局曾短暂停铸，后复开；嘉庆、道光时期铸量较少，主要流通小平钱；
- 咸丰年间，因财政急需，宝巩局被要求大量铸行大钱（包括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等面值），成为西北铸行咸丰大钱的核心机构之一。

三、钱币特征：“咸丰元宝宝巩当百”的形制与版别
“咸丰元宝宝巩当百”属于咸丰大钱中的“元宝”类（咸丰钱分“通宝”“重宝”“元宝”：通宝多为小平钱，重宝多为当十至当五十，元宝多为当百及以上大面值），具体特征如下：

1. 基本形制
- 材质：以红铜为主（部分版别含铅锡合金，因成本限制降低纯铜比例）；
- 重量：理论上当百钱应重约100克左右（按“当百”即兑换100文小平钱，每文小平钱重约1克计算），但实际因偷工减料，宝巩当百钱重量多在20–40克之间（后期甚至更轻）；
- 尺寸：直径一般在50–60毫米之间（不同版别略有差异），厚约3–4毫米。

2. 钱文与版别
钱文为楷书，对读（“咸丰元宝”四字横读，“宝巩当百”四字竖读），字体端庄但略显拘谨（地方局工艺较中央局稍逊）。根据钱文细节和形制差异，主要分为两大版别：
- “尔”宝版：面文“宝”字的“贝”部写作“尔”（即“寳”的简化俗写），此版较为常见，存世量相对较多；
- “缶”宝版：面文“宝”字的“贝”部写作“缶”（更接近标准“寳”字写法），工艺更精细，存世量稀少，收藏价值更高。

此外，还有少量“当百”二字写法特殊或背文带星月纹的稀有版别，但极为罕见。

四、流通与废止：短命的大钱政策
咸丰大钱发行初期，因面值高、携带方便，曾在部分地区短暂流通，但很快暴露出严重问题：
- 贬值迅速：由于铜料不足、私铸泛滥（民间仿造减重钱牟利），大钱实际价值远低于面值，例如当百钱最初可兑100文小平钱，后期仅能兑数十文，甚至“折当行使”（当百钱当五十、当二十使用）；
- 物价飞涨：大钱导致市场混乱，百姓拒绝接受，商贾罢市，反而加剧了经济崩溃；
- 地方抵制：西北地区本就经济落后，宝巩当百钱因过重、贬值快，流通尤其困难，民众多将其熔铸为器物或私销。

咸丰七年（1857年），清廷不得不下令停铸当百以上大钱；同治元年（1862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财政状况略有好转，朝廷正式废止大钱，宝巩局也随之停铸，此后未再恢复大规模铸钱。“咸丰元宝宝巩当百”的实际流通时间仅约4–5年，是咸丰大钱中“短命”品种的典型代表。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咸丰元宝宝巩当百”不仅是清代财政危机的实物见证，也反映了咸丰朝货币政策的失败——试图通过虚值货币掠夺民间财富，最终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收藏领域，作为地方局咸丰大钱的代表，它因铸量少（宝巩局本身规模小于中央局，且大钱流通时间短）、版别丰富，成为钱币收藏者的热门品种：普通“尔”宝版市场价格数千元至万元不等，“缶”宝版及稀有版别则可高达数万元甚至更高（具体视品相而定）。

综上，“咸丰元宝宝巩当百”是咸丰年间内忧外患背景下，地方铸钱局应对财政危机的产物，其短暂的铸行历程与混乱的流通历史，深刻折射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