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道光通宝宝宣川局20局名套子

道光通宝是清宣宗道光年间（1821-1850年）铸造的流通货币，而“宝宣川局”及“20局名套子”涉及清代地方铸币体系与收藏文化，需结合历史背景、铸币制度及钱币学知识解析：

一、“宝宣川局”的历史定位：宣宗朝地方铸币的重要节点
清代自顺治朝确立“中央与地方分级铸币”体系后，各省设“宝X局”（如宝泉局为中央户部铸币厂，宝源局为工部铸币厂，地方则以省名或特殊地名加“宝”字命名）。但需注意：清代并无“宝宣川局”这一官方正式名称，需先厘清可能的误解或别称：

1. “宣川”的可能指向：
清代四川地区铸币以“宝川局”为核心（康熙七年始设，初名“宝川局”，乾隆后稳定为省级铸局），而“宣”或与道光帝年号相关？或存在民间对“宝川局道光钱”的俗称？另一种可能是“宝宣局”与“宝川局”的混淆——清代有“宝宣局”（直隶宣化府局，顺治二年设，雍正十年停铸），但道光朝是否复铸存疑；而“宝川局”在道光朝持续铸钱，版式丰富。

2. 道光朝地方铸币的背景：
道光时期，清朝面临鸦片战争、白银外流、财政亏空，铸币原料（滇铜）短缺，地方铸局常因铜料不足减铸或停铸，但仍维持部分铸币以应流通。“宝川局”作为西南重要铸局，道光钱存世量相对较多，版别包括普通小平、部颁样钱、地方大样等。

二、“20局名套子”：清代“钱局套子钱”的收藏传统
“套子钱”是清代钱币收藏中的特殊品类，指将同一朝代不同铸局的同面值钱币收集成套，以体现铸币体系的完整性。“20局”并非固定数字，而是根据朝代铸局数量而定——道光朝全国主要铸局约20余个（含中央宝泉、宝源局及地方如宝晋、宝陕、宝苏、宝浙、宝闽、宝粤、宝桂、宝川、宝云、宝东、宝黔、宝伊、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因此“道光20局套子”即收集道光朝20个主要铸局的同版式钱币组成的套币。

1. 套子钱的性质：
套子钱并非流通货币，而是收藏家或官员为展示铸币体系、彰显学识而组装的“专题藏品”。清代文人雅士盛行“古泉学”，收集不同铸局的同钱文钱币，既考据地方铸币差异，也满足审美与身份象征需求。

2. “宝宣川局”在套子中的地位：
若套子中包含“宝宣川局”（实为“宝川局”或“宝宣局”），则反映该局在道光朝铸币体系中的代表性——地方局因铜料、工艺差异，钱币文字、形制略有不同（如宝川局道光钱多为“方头通”“角头通”版，文字较粗壮），成为套子钱中体现地域特色的关键一枚。

三、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1. 经济史视角：
道光通宝的铸币质量、铸局分布直接反映清朝中期的财政困境与区域经济差异——中央局（宝泉、宝源）铸币规整，地方局因原料、技术差异版别杂乱，“套子钱”的差异正是清代中央财政失控、地方自主铸币的实物见证。

2. 钱币学视角：
“20局套子”是研究道光朝铸币地理分布、版式演变的核心资料，可考证某铸局的存废时间（如宝宣局是否在道光朝复铸）、工艺特征（如宝川局的“川”字写法差异），甚至通过钱币重量推断当时的“折银”比例（道光朝钱制混乱，民间常以钱折银，套子钱的重量对比可反映区域流通价值）。

3. 收藏史视角：
套子钱的流行体现清代文人对“体系化收藏”的追求，从侧面反映当时古泉学的兴盛——学者通过收集不同局名钱币，考据《大清会典》中的铸局记载，纠正文献讹误（如部分地方局仅见于钱谱而无正史记录）。

四、注意事项：避免常见误区
- “宝宣川局”非官方名称：需确认是否为“宝川局”的误写，或民间对“宝宣局+宝川局”的合称，清代官方档案中无“宝宣川局”记载；
- 套子钱的“真伪”与“品相”：清代套子钱多为后世藏家组装（因同一时期集齐20局难度大），需注意区分“原装套”（罕见）与“后组套”，且钱币品相直接影响其历史研究价值；
- 版别复杂性：道光各局钱版别繁多（如宝泉局有“单点通”“双点通”，宝川局有“大样”“小样”），套子钱需统一版式（如同为小平钱、同为部颁样钱）才有学术意义。

总结
“道光通宝宝宣川局20局名套子”本质是道光朝地方铸币（以宝川局为代表）与清代套子钱收藏文化的结合体，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钱币本身的文物属性，更在于它承载了清朝中期的经济困境、铸币体系及文人收藏风尚，是研究清代货币史、社会史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实物载体。若需进一步考证，建议结合具体钱币的实物特征（如文字、形制、重量）与《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中的铸局记载交叉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