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道光通宝宝伊背上星

“道光通宝”是清朝道光皇帝（1820—1850年在位）统治时期铸造的流通货币，而“宝伊”则指该钱币的铸地——新疆伊犁局（清代新疆地区重要的铸钱机构）。背面的“上星”（星纹位于穿口上方）是其版式特征之一。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历史背景与细节：

一、道光朝的时代背景
道光帝（旻宁）继位时，清朝已由盛转衰。嘉庆朝遗留的社会矛盾（如白莲教起义、吏治腐败）、鸦片战争的爆发（1840—1842年）及《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年），导致财政危机加剧、白银外流、物价波动。为应对经济压力，清政府虽尝试整顿币制（如限制私铸、规范铜料），但整体仍延续传统方孔圆钱的铸造体系，各地钱局依例鼓铸“道光通宝”。

二、“宝伊”局的设立与职能
“宝伊”是清代新疆伊犁地区的官方铸钱局简称（“宝”为“宝泉”“宝源”等中央/地方钱局的统一前缀，“伊”即伊犁）。新疆自乾隆朝统一后，因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清廷允许其自铸货币以适应当地经济需求。伊犁作为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设伊犁将军统辖），其铸钱局的历史可追溯至乾隆时期，但“宝伊”作为正式钱局名称，主要活跃于嘉庆至光绪朝。

- 设立时间：具体始铸年份无明确记载，但嘉庆年间（1796—1820）伊犁已具备铸钱能力；道光朝延续并扩大铸造，“道光通宝·宝伊”即为这一时期产物。
- 铸币目的：满足新疆本地贸易、军饷及民间流通需求，减少内地钱币运输成本，同时强化中央对新疆的经济控制。

三、“道光通宝·宝伊背上星”的特征
1. 形制与文字：
遵循清代标准方孔圆钱形制，直径约22—25毫米（因版别略有差异），重3—4克。正面“道光通宝”四字为楷书，字体较嘉庆钱略显拘谨（反映道光朝国势趋弱）；背面穿口上方有一凸起星纹（“上星”），为纪地或工艺标记（部分学者认为“星”可能代表炉别或工匠记号）。

2. 材质与工艺：
新疆本地多产红铜（又称“紫铜”），故“宝伊”局铸钱多以红铜为原料（区别于内地部分钱局的黄铜），质地较粗，铸造工艺相对简陋（因新疆铜料供应与技术水平有限），常见砂眼、流铜等缺陷，与中央钱局（如宝泉、宝源）的精致铸币形成对比。

3. 版别与稀有性：
“背上星”是“宝伊”局道光钱的常见版式之一，但因新疆铸币总量较少（相比内地钱局），且历经百年战乱、自然损耗，存世量远少于同期内地“道光通宝”，尤其是品相完好者更为珍贵，是研究清代边疆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历史意义
1. 边疆经济的见证：
“宝伊”局铸币反映了清代“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通过允许地方自铸货币，适应新疆多民族、多贸易体系的需求，维护了当地经济稳定。道光朝正值新疆内外局势复杂（如张格尔叛乱后的平乱、沙俄渗透），“宝伊”钱的稳定流通对巩固边疆有重要意义。

2. 清代币制的缩影：
道光朝整体币制混乱（银钱比价失衡、私铸泛滥），但“宝伊”钱因地域特殊性，保留了更多地方特色（如红铜材质、粗率工艺），成为观察清代中央与地方货币关系的关键样本。

3. 鸦片战争的影响：
道光后期（1840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财政崩溃，新疆虽远离战场，但仍受波及（如协饷减少、铜料供应紧张）。部分“宝伊”钱可能因原料短缺或减重铸造，反映了时代动荡对地方经济的冲击。

总结
“道光通宝·宝伊背上星”不仅是一枚普通的流通货币，更是清代边疆治理、货币制度及道光朝社会变迁的微观载体。其背后串联起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以及19世纪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