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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铜钱道光通宝宝伊背上星
“道光通宝”是清朝道光皇帝(1820—1850年在位)统治时期铸造的流通货币,而“宝伊”则指该钱币的铸地——新疆伊犁局(清代新疆地区重要的铸钱机构)。背面的“上星”(星纹位于穿口上方)是其版式特征之一。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历史背景与细节:
一、道光朝的时代背景
道光帝(旻宁)继位时,清朝已由盛转衰。嘉庆朝遗留的社会矛盾(如白莲教起义、吏治腐败)、鸦片战争的爆发(1840—1842年)及《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年),导致财政危机加剧、白银外流、物价波动。为应对经济压力,清政府虽尝试整顿币制(如限制私铸、规范铜料),但整体仍延续传统方孔圆钱的铸造体系,各地钱局依例鼓铸“道光通宝”。
二、“宝伊”局的设立与职能
“宝伊”是清代新疆伊犁地区的官方铸钱局简称(“宝”为“宝泉”“宝源”等中央/地方钱局的统一前缀,“伊”即伊犁)。新疆自乾隆朝统一后,因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清廷允许其自铸货币以适应当地经济需求。伊犁作为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设伊犁将军统辖),其铸钱局的历史可追溯至乾隆时期,但“宝伊”作为正式钱局名称,主要活跃于嘉庆至光绪朝。
- 设立时间:具体始铸年份无明确记载,但嘉庆年间(1796—1820)伊犁已具备铸钱能力;道光朝延续并扩大铸造,“道光通宝·宝伊”即为这一时期产物。
- 铸币目的:满足新疆本地贸易、军饷及民间流通需求,减少内地钱币运输成本,同时强化中央对新疆的经济控制。
三、“道光通宝·宝伊背上星”的特征
1. 形制与文字:
遵循清代标准方孔圆钱形制,直径约22—25毫米(因版别略有差异),重3—4克。正面“道光通宝”四字为楷书,字体较嘉庆钱略显拘谨(反映道光朝国势趋弱);背面穿口上方有一凸起星纹(“上星”),为纪地或工艺标记(部分学者认为“星”可能代表炉别或工匠记号)。
2. 材质与工艺:
新疆本地多产红铜(又称“紫铜”),故“宝伊”局铸钱多以红铜为原料(区别于内地部分钱局的黄铜),质地较粗,铸造工艺相对简陋(因新疆铜料供应与技术水平有限),常见砂眼、流铜等缺陷,与中央钱局(如宝泉、宝源)的精致铸币形成对比。
3. 版别与稀有性:
“背上星”是“宝伊”局道光钱的常见版式之一,但因新疆铸币总量较少(相比内地钱局),且历经百年战乱、自然损耗,存世量远少于同期内地“道光通宝”,尤其是品相完好者更为珍贵,是研究清代边疆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历史意义
1. 边疆经济的见证:
“宝伊”局铸币反映了清代“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通过允许地方自铸货币,适应新疆多民族、多贸易体系的需求,维护了当地经济稳定。道光朝正值新疆内外局势复杂(如张格尔叛乱后的平乱、沙俄渗透),“宝伊”钱的稳定流通对巩固边疆有重要意义。
2. 清代币制的缩影:
道光朝整体币制混乱(银钱比价失衡、私铸泛滥),但“宝伊”钱因地域特殊性,保留了更多地方特色(如红铜材质、粗率工艺),成为观察清代中央与地方货币关系的关键样本。
3. 鸦片战争的影响:
道光后期(1840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财政崩溃,新疆虽远离战场,但仍受波及(如协饷减少、铜料供应紧张)。部分“宝伊”钱可能因原料短缺或减重铸造,反映了时代动荡对地方经济的冲击。
总结
“道光通宝·宝伊背上星”不仅是一枚普通的流通货币,更是清代边疆治理、货币制度及道光朝社会变迁的微观载体。其背后串联起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以及19世纪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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