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九年中央银行伍拾圆中华书局版(重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央银行发行的伍拾圆纸币（中华书局版，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货币体系的重要实物见证。其历史背景、发行细节与文化内涵紧密关联着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民生状况，以下从多维度展开说明：

一、时代背景：抗战相持阶段的金融挑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经济核心区（如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抗战格局。为支撑长期战争，国民政府需应对三大金融难题：
- 法币体系的维系：1935年“法币政策”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后加中国实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发钞行，但战时物资短缺、通胀初现，法币需持续增发以维持军费与民生；
- 大后方货币统一：西南各省原有地方货币（如四川的“川钞”、云南的“滇币”）需逐步收兑，中央需强化法币在西南的权威；
- 印钞能力的保障：东部印钞厂（如上海中央印刷厂）沦陷后，重庆成为新的印钞中心，需依托内地技术力量恢复纸币生产。

二、发行主体与印钞机构：中华书局的战时转型
此版纸币由中央银行发行（民国时期国家最高金融管理机构），但印制机构并非传统专业印钞厂（如中央信托局印制处），而是中华书局（中国近代著名出版机构）。这一安排源于抗战时期的特殊需求：
- 印钞能力缺口：1938年后，上海、香港等印钞基地失守，重庆本地印钞设备匮乏。中华书局作为大型文化企业，拥有精密印刷设备与技术工人（原用于教材、地图印刷），经国民政府协调，1940年前后转型参与纸币印制，成为战时重要“代印钞厂”；
- 防伪与质量的平衡：中华书局虽非专业印钞机构，但其印刷技术可满足中等面额纸币的需求（伍拾圆属中高面额，需一定防伪工艺），且通过加入暗记、套色等技术提升仿冒难度。

三、纸币设计与特征：抗战符号与文化印记
该版伍拾圆纸币的设计融合了时代主题与地域特色：
- 正面图案：通常包含孙中山像（民国纸币经典元素，象征革命正统）、中央银行行徽（“双凤拱珠”图案），以及“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中央银行”“伍拾圆”等字样；部分版本可能印有重庆地标（如嘉陵江、山城轮廓），凸显大后方属性。
- 背面设计：常见“中华书局”或“重庆”相关标识（如“中华书局制”），或搭配传统纹饰（如云纹、回纹），体现战时“文化救国”与“金融救国”的结合。
- 防伪细节：采用凹版印刷（手触有凹凸感）、多色套印（如蓝、棕、红等主色调）、微缩文字或暗记（如特定位置的字母或数字编码），但因战时材料限制（纸张较粗糙，多为土纸或进口替代纸），品相普遍不如战前纸币。

四、流通与经济意义：支撑大后方的“战时血液”
1940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对大后方实施“经济封锁”（如切断国际运输线、轰炸工业设施），物资极度匮乏，物价开始快速上涨。此版伍拾圆的发行主要服务于：
- 军费与行政开支：国民政府需支付前线部队薪饷、武器采购及重庆政府运作费用，法币增发是主要资金来源；
- 民生与市场稳定：大后方人口激增（内迁工厂、学校带来大量人口），粮食、棉布等基本物资需通过货币流通调配，伍拾圆作为中高面额，便于大额交易（如采购军粮、工业品）；
- 挤压地方货币：通过投放中央法币，逐步收兑四川、贵州等地的“省钞”，强化金融统一，避免地方割据干扰抗战大局。

五、历史局限性与后续影响
尽管此版纸币在战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发行也反映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困境：
- 通胀隐患：为满足财政需求，法币发行量逐年攀升（1937年法币发行量约14亿，1940年增至约39亿，1945年达10319亿），伍拾圆面值本身即是通胀的早期信号；
- 印钞质量参差：中华书局代印的纸币因设备与材料限制，易出现褪色、破损，民间信任度略低于专业印钞厂产品；
- 战后回收与收藏：抗战胜利后，法币继续恶性通胀，最终被1948年“金圆券”取代。此版纸币因存世量较少（战时消耗大、后期回收销毁），成为钱币收藏界的“抗战名品”，尤其带“重庆”“中华书局”字样的版本更具历史研究价值。

总结
民国二十九年中央银行伍拾圆（中华书局版，重庆）不仅是一张纸币，更是抗战时期“金融救亡”的缩影——它见证了大后方经济的艰难维系、文化机构的战时转型，以及民族企业在国难中的贡献。其历史价值远超面值，是研究抗战经济史、金融史与印刷史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