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年广东省银行大洋劵壹圆改银毫劵

要理解“民国二十年广东省银行大洋券壹圆改银毫券”的历史背景与内涵，需从时间定位、广东省银行发行体系、大洋券与银毫券的区分、改券的特殊性四个维度展开：

一、核心时间：“民国二十年”的历史坐标
民国纪年以1912年为元年，“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局部抗战阶段）。此时的广东处于陈济棠主政时期（1929—1936年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这是民国时期广东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也是地方金融体系活跃期。

二、发行主体：广东省银行的职能与地位
广东省银行是民国时期广东的省级官方银行，前身为1904年成立的“广东官银钱局”，1912年改为“广东省银行”，长期承担发行纸币、代理省库、调控地方金融的职责。陈济棠主粤期间，为巩固地方经济、摆脱对中央（南京国民政府）金融的依赖，强化了广东省银行的独立性，其发行的纸币成为广东流通的核心货币之一。

三、关键概念：大洋券 vs 银毫券——两种货币体系的碰撞
要理解“改券”，必须先明确民国广东的两大货币系统：

1. 大洋券（“大洋”=银元/国币”）
- 本位：以“袁大头”“孙小头”等银元为本位（1大洋=1银元，含纯银约23.977克）。
- 发行背景：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统一全国后，推行“废两改元”（1933年全国实施），试图建立以银元为核心的“国币”体系，大洋券是这一体系的体现，面额单位为“圆”（对应银元）。

2. 银毫券（“毫”=辅币”）
- 本位：以“银毫”（广东俗称，即小银元或银角，如贰毫、伍毫）为本位。广东民间习惯将银元称为“大洋”，辅币称为“毫子”，1大洋=10毫（但实际因银价波动，兑换比例常浮动，如民国中期约1大洋=12—15毫）。
- 地方属性：银毫券是广东本土传统货币体系的代表，因广东商贸发达、小额交易频繁，银毫的使用远早于大洋，且民间对银毫的信任度更高（尤其是华侨汇款多通过银毫结算）。

四、“壹圆改银毫券”：特殊历史下的应急产物
“改券”本质是将原本印好“大洋券壹圆”的钞纸，通过加盖、修改等方式，改为“银毫券”面额或说明。这种操作并非正规发行，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应急手段，原因有二：

1. 陈济棠时期的“双轨制”矛盾与货币争夺
陈济棠主粤时，既不愿完全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币”政策（避免广东金融被中央控制），又需应对市场对银毫的实际需求——民间更认银毫，而南京方面要求推广大洋券。为平衡两者，广东省银行一度同时发行大洋券和银毫券，但银毫券的准备金（银毫库存）不足，无法支撑大量印刷；而大洋券的印刷模板已存在，于是便出现“改券”：将部分未发行的大洋券壹圆钞纸，加盖“改作银毫券××毫”或调整面额说明，临时充当银毫券流通。

2. 1931年前后的货币危机催化
1930年代初，世界银价暴涨（美国购银法案导致国际银价飙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元（大洋）升值，银毫因含银量低、贬值更快，引发“银毫挤兑”——民众纷纷将银毫券兑换成实物银毫或大洋，导致广东省银行的银毫券库存告急。此时，将现有大洋券改充银毫券，可快速缓解市场短缺，稳定民心。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这种“改券”并非广东省银行的常规发行品，而是民国地方金融混乱、中央与地方博弈的微观见证：
- 它反映了1930年代广东在“国币统一”与“地方传统”之间的挣扎；
- 体现了陈济棠政权试图维护地方金融自主的努力（虽最终未能抵挡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渗透）；
- 作为特殊历史产物，存世量极少，是研究民国广东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在钱币收藏领域属于“冷门珍品”。

总结
“民国二十年广东省银行大洋券壹圆改银毫券”是1931年广东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它诞生于陈济棠主粤的稳定期，却因“大洋券（国币）”与“银毫券（地方币）”的双轨矛盾、银价危机引发的货币短缺，被迫将大洋券钞纸改充银毫券。这枚小小的“改券”，背后是民国地方与中央的金融博弈、传统与现代货币的碰撞，以及广东民间经济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