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四年西北银行拾枚(张家口丰镇)

“民国十四年西北银行拾枚（张家口丰镇）”是一枚具有鲜明时代与地方特色的纸币，其背后承载着民国初年西北金融体系的构建、地方军政势力的博弈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复杂历史。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沿革、地域特征、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解析：

一、核心背景：民国初年的西北金融困局与“西北银行”的诞生
1. 民国初年的西北经济与货币混乱
辛亥革命后，清朝在西北的统治崩溃，但中央政权对西北（陕、甘、宁、青、新及内蒙古西部）的控制力薄弱。区域内军阀割据（如陕西的陈树藩、甘肃的张广建、绥远的阎锡山势力等）、交通闭塞、商品经济落后，货币体系极度混乱——既有清廷遗留的制钱、银两，也有各地军阀滥发的“军用票”“私帖”，甚至外国银元（如鹰洋、卢布）也大量流通，严重阻碍经济交流。

为整顿金融、统一币制，同时服务于地方军政需求，西北银行应运而生。其设立的直接推动者，与当时控制华北与西北部分区域的冯玉祥国民军系统（及其背后的北洋皖系、后演变为国民军-西北军）密切相关。

二、“西北银行”的沿革：从北洋背景到国民军工具
西北银行的成立时间有不同说法，主流观点认为其核心脉络如下：
- 初创阶段（1924年前）：早期西北银行可能与北洋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有关联，但规模较小。
- 关键转折：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联合胡景翼、孙岳组建国民军，控制北京、天津及华北部分地区（包括察哈尔、绥远）。为支撑军事开支与经济整合，冯玉祥主导重组西北银行，将其作为国民军在西北及华北的“中央银行”，负责发行货币、代理国库、融通军费。
- 鼎盛与扩张：1925年前后，西北银行在张家口（察哈尔省会，冯玉祥国民军重要据点）、丰镇（绥远省重要城镇，今属内蒙古乌兰察布）、西安、兰州等地设立分行或办事处，成为覆盖西北多省的金融体系。

“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正值西北银行被国民军强化控制、大规模发行货币的初期阶段。

三、“张家口丰镇”的地域密码：察哈尔与绥远的军政节点
纸币上标注“张家口丰镇”，需结合两地的战略地位理解：
- 张家口：察哈尔特别区的行政中心（1928年改省），是连接华北与西北的交通枢纽（张库大道起点，通往蒙古、俄罗斯），也是冯玉祥国民军在华北的军事重镇（国民军第三军主力驻此）。西北银行总行或华北总部大概率设于张家口，使其成为货币发行的“核心锚地”。
- 丰镇：位于绥远省东部（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地处晋蒙交界，是绥远通往山西、河北的要道，也是当地商业与物资集散地。标注“丰镇”可能意味着该券主要在丰镇及周边流通，或由丰镇分行负责发行/兑换，反映了西北银行对绥远基层经济的渗透。

简言之，“张家口丰镇”指向西北银行在察哈尔-绥远这一冯玉祥势力范围的核心区域的布局，凸显其服务地方军政与区域经济的定位。

四、“拾枚”：小面额纸币与基层经济需求
“拾枚”即10枚铜元的面值（民国时期“枚”常指铜元，1枚约合当十文铜元，10枚约相当于0.1银元）。选择小面额发行，说明西北银行试图解决基层市场（如集市、日常交易）的货币短缺问题——此前西北基层多依赖制钱、碎银，大额纸币难以流通，小面额纸币更贴合普通民众的交易需求，也体现其“便民”与“控市”的双重意图。

五、历史命运：短暂存在与“废钞”结局
西北银行的寿命与冯玉祥国民军的兴衰紧密绑定：
- 1926年危机：国民军与奉系、直系联军作战失利，被迫撤离华北，西北银行失去军事与政治支撑，信用迅速崩塌，多地发生挤兑，纸币大幅贬值。
- 1927年后终结：随着北伐战争推进，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西北银行被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西北银行”（后改组为中国实业银行西北分行）取代，原西北银行发行的纸币逐渐被回收作废，成为“废钞”。

六、收藏与研究价值
这枚纸币是民国西北金融史、国民军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证据：
- 它见证了北洋末期至国民革命时期，地方军阀通过控制金融机构支撑军政的现实；
- 反映了西北区域在近代化进程中，试图构建统一货币体系的努力（尽管最终失败）；
- “张家口丰镇”的标注，为研究察哈尔、绥远的地方经济与交通提供了细节线索。

目前，此类纸币因存世量少（发行时间短、后期回收彻底），已成为民国纸币收藏中的“冷门精品”，市场价格较高。

综上，“民国十四年西北银行拾枚（张家口丰镇）”不仅是一张货币，更是民国初年西北军政、经济、金融交织的缩影——它的诞生源于乱世的金融整合需求，它的流通依托于军阀势力的扩张，它的消亡则预示着中央与地方权力重构下旧金融体系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