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七年新疆商业银行贰拾萬圆

“民国三十七年新疆商业银行贰拾萬圆”纸币是民国末期新疆地区货币体系动荡与通货膨胀的缩影，其背后关联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地方金融变迁及国家层面的经济崩溃。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一、基本背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时代坐标
民国三十七年即公元1948年，此时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
- 军事上：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中逐步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政权统治摇摇欲坠；
- 经济上：国民政府为支撑内战军费，滥发法币、金圆券等法定货币，引发全国性恶性通货膨胀（如1948年上海米价较抗战前上涨约500万倍）；
- 新疆局势：1944年“三区革命”（伊犁、塔城、阿山）后，新疆虽未完全解放，但国民政府通过政治拉拢与地方军阀（如陶峙岳、包尔汉）维持统治，同时试图加强对新疆经济的控制。

二、新疆商业银行的成立与职能
新疆商业银行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末民初的新疆地方金融机构，但其正式定名与规模化运营始于1933年盛世才主政时期。盛世才为巩固统治、整合地方财政，将原有的“新疆官钱局”改组为“新疆商业银行”，初期以发行“省票”（地方纸币）为主，承担调剂地方金融、支持实业（如屯垦、矿产开发）的职能。

1944年后，随着国民政府势力渗入新疆，新疆商业银行逐渐被纳入国家金融体系，但仍保留一定地方独立性——尤其在货币发行上，需兼顾中央政策与地方经济需求（如应对本地物资短缺、稳定物价）。

三、“贰拾萬圆”纸币发行的深层原因：恶性通胀与货币失控
1948年的新疆与全国同步陷入严重通货膨胀，这是“贰拾萬圆”大面额纸币出现的直接动因：

1. 全国性通胀的冲击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因法币彻底崩溃，被迫推行“金圆券改革”（规定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试图挽救经济。但金圆券仅发行数月便重蹈覆辙——由于军费开支无度（1948年国民党军费占财政支出60%以上），金圆券发行量激增，到1949年5月已贬值至原价值的五亿分之一。新疆虽未直接使用金圆券（仍流通省银行纸币），但全国性物价飞涨通过贸易（如内地商品输入）传导至新疆，迫使本地货币大幅贬值。

2. 新疆地方经济的脆弱性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近代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依赖农牧业与少量矿业（如石油、玉石）。1940年代后期，受战乱影响（三区革命与国民党军队冲突），交通受阻、物资供应紧张，本地市场物价涨幅甚至超过内地。例如，1948年迪化（今乌鲁木齐）面粉价格较1947年上涨数十倍，普通民众生活陷入困境。

3. 新疆商业银行的被动应对
为缓解财政压力（支付军饷、采购物资），新疆商业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从面额看，此前新疆商业银行纸币多为“壹圆”“伍圆”“拾圆”，1948年已出现“伍萬圆”“拾萬圆”，至1948年底至1949年初，“贰拾萬圆”成为常见面额——这本质是货币信用崩塌的表现：纸币价值已与实际购买力脱节，需用极大面额才能完成日常交易。

四、纸币的历史意义与后续命运
“民国三十七年新疆商业银行贰拾萬圆”纸币不仅是新疆地方金融史的实物见证，更折射出三个关键历史节点：

1. 国民政府在新疆统治的终结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商业银行随即被接管，其纸币逐渐退出流通。这张纸币的发行期仅约半年（1948年底至1949年9月），成为旧政权在新疆统治的最后金融符号之一。

2. 新疆货币体系的重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于1950年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发行“新疆省人民币”辅币（与全国人民币等值流通），逐步取代包括新疆商业银行纸币在内的旧货币，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货币体系。

3. 研究民国边疆经济的重要物证
该纸币是研究1940年代新疆地方金融、通货膨胀及社会民生的一手资料。其设计元素（如可能印有的维吾尔文、回文与汉文对照，或新疆特色图案）也反映了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融合特征。

总结
“民国三十七年新疆商业银行贰拾萬圆”纸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是解放战争末期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缩影，也是新疆地方在动荡中艰难维持金融运转的见证。其背后交织着国家层面的军事失利、经济政策失误与地方社会的生存挣扎，最终随新疆和平解放而成为历史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