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二年陕甘宁边区银行伍拾圆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伍拾圆纸币，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经济功能与时代意义。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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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背景：抗战相持阶段的边区经济挑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面临日军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经济挤压的双重压力。至1941年后，国际形势恶化（如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陷入严重经济困难：“财政赤字庞大、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据《陕甘宁边区财政史》）。为打破封锁、稳定经济，边区政府于1937年10月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逐步构建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发行“边币”以替代法币（国民党统治区货币），对抗通货膨胀并支持生产。

1943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的关键节点：一方面，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已初见成效，粮食、纺织等自给率提升；另一方面，国民党对边区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未松，同时法币因国民党政府滥发而剧烈贬值，导致边区市场“法币驱逐边币”现象加剧。在此背景下，边区银行需通过调整货币面额（如发行大面额纸币）应对物价上涨，伍拾圆纸币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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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主体与货币定位：边区银行的职能与边币体系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边区政府直接领导的金融机构，初期主要承担代理金库、发放农业贷款等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正式成为边区货币发行中心，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方针，通过发行边币稳定金融、支持生产。

边区发行的货币称“边币”（又称“陕甘宁边币”），与法币最初并行流通，但因法币贬值失控，1941年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禁止法币在边区使用，确立边币为唯一法定货币。伍拾圆纸币即属于这一阶段发行的“高面额边币”，用于满足市场交易中大额支付需求（此前边区货币面额多为壹角、伍角、壹圆、伍圆、拾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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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伍拾圆纸币的设计与特征
目前可见的1943年版陕甘宁边区银行伍拾圆纸币，设计风格具有鲜明的革命根据地特色：
- 正面图案：通常印有反映边区生产或政权的元素，如农民耕作、工厂烟囱、毛泽东像（部分版本）或“陕甘宁边区银行”行名，体现“经济服务于抗战与生产”的主题。
- 文字信息：标注“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伍拾圆”、发行机构“陕甘宁边区银行”及“凭票即付”等字样，部分版别加印“边区政府”或“抗币”标识，强调其抗日属性。
- 防伪特征：受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多采用简单但有效的防伪手段，如手工雕刻木版印刷、特定花纹底纹、编号加盖等。

需注意，边区银行因战争环境动荡，纸币存在多版别、多印钞厂（如延安光华印刷厂）的情况，伍拾圆券可能有不同版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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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作用与局限：战时经济的“双刃剑”
伍拾圆纸币的发行，是边区应对战时经济危机的紧急措施，其作用与局限并存：

积极作用
1. 稳定市场流通：大面额纸币缓解了小额边币交易不便的问题，适应了边区因物资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1943年边区物价较1940年上涨约20倍），保障了军民基本商品交换。
2. 支持生产建设：边区银行通过发行边币（包括伍拾圆券）向合作社、工厂、农户发放贷款，重点支持农业（开荒、兴修水利）、工业（纺织、造纸）和贸易（盐业运销），推动大生产运动深入。例如，1943年边区粮食产量较1938年增长近一倍，边币对生产的支撑功不可没。
3. 强化金融主权：通过独立发行货币，边区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金融的控制，避免了法币崩溃对边区的冲击，巩固了经济自主地位。

局限性
由于边区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占比不足10%）、物资储备有限，边币发行缺乏足够的黄金或硬通货储备，过度依赖行政力量强制流通。伍拾圆等大面额纸币虽短期缓解支付问题，但也加剧了边区后期的通胀压力（1944年边币发行量较1942年增长数倍）。1944年，边区银行开始调整货币政策，逐步收缩大面额纸币，并探索与实物货币（如“流通券”）结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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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1943年陕甘宁边区银行伍拾圆纸币，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探索“战时经济”的实物见证，体现了“金融为革命服务”的理念。它不仅是研究中国红色金融史、抗战经济史的重要物证，更承载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如今，该纸币因存世量少（历经战争损耗）、历史意义重大，成为红色收藏领域的珍品，市场价格可达数万元至数十万元（视品相、版别而定），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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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张伍拾圆纸币，既是边区应对封锁与通胀的经济工具，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以金融保民生、以生产促抗战”战略的实践缩影，其历史价值远超货币本身，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创新、在困境中突围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