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六年绥远平市官钱局拾枚

民国十六年（1927年）绥远平市官钱局发行的“拾枚”铜元，是中国近代地方货币体系中具有典型性的区域纸币/代币券，其背后关联着绥远地区（今内蒙古中部）在民国初年的财政困境、金融混乱与地方治理尝试。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性质、货币特征、流通影响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发行背景：绥远的边疆危机与财政困局
绥远地区（1914年设绥远特别区，辖今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等地）地处华北与蒙古高原交界，清末至民国初年面临多重压力：
1. 政治动荡：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对边疆控制薄弱，绥远长期受军阀割据影响（如阎锡山、傅作义等先后经营），中央货币（如袁大头、孙小头银元）难以稳定流入，地方财政依赖横征暴敛与临时发钞。
2. 货币混乱：民国初期，绥远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劣质私帖、杂币（如晋钞、陕钞、甚至民间商号凭条），币值暴跌，物价飞涨，“每银一两易制钱两千文以上，而纸币则数倍其值”（《绥远通志稿》）。
3. 稳定金融的需求：为整顿币制、统一收支，北洋政府及地方当局尝试设立官方金融机构发行“平市官钱”——即“平抑市价、官营钱法”之意，试图以官方信用替代私帖乱象。

二、发行机构：绥远平市官钱局的设立与职能
绥远平市官钱局并非独立创设，而是借鉴山西“平市官钱局”模式（山西官钱局1902年成立，以发行铜元票、兑换银钱稳定币制闻名）。1925年（民国十四年），绥远都统李鸣钟（冯玉祥部将领）为应对财政亏空与货币危机，奏请设立“绥远平市官钱局”，隶属绥远都统署财政科，核心职能包括：
- 发行以“枚”“吊”“元”为单位的地方货币（如拾枚、伍拾枚、壹佰枚等面额）；
- 收兑劣币、私帖，维持官钱与银元的固定比价（初期规定1元官钱=1银元）；
- 代理地方金库收支，缓解官府财政周转压力。

需注意的是，该局存续时间较短（1925—1928年），因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北方后，逐步推行“废两改元”与法币政策，地方官钱局多被裁撤或整合。

三、“拾枚”钱的特征与版式
民国十六年（1927年）正值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华北、阎锡山势力渗透绥远的时期，绥远平市官钱局的发行已显疲态，“拾枚”作为小额辅币（类似“当十铜元”的计数单位），实物特征如下：
1. 材质与形制：多为石印或木刻版纸币（因当时印刷技术有限，地方官钱局常采用简易工艺），尺寸约12×8厘米，单面或双面印刷，纸质粗糙（多为土纸或毛边纸）。
2. 图案与文字：正面通常印有“绥远平市官钱局”“凭票发铜元拾枚整”“民国十六年×月×日”及编号；背面多为简单花纹或“只认票不认人”“伪造者斩”等警示语，部分版别加盖“绥远都统署”或“财政厅”验讫章。
3. 流通局限：仅限绥远特别区境内使用，且因官钱局信用不足，实际流通中常被折价（如10枚官钱仅兑8枚现铜元），民众更愿以银元、现钱交易。

四、历史影响与收藏价值
1. 短期稳定作用：官钱局发行初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私帖泛滥，使绥远物价短暂回落（据《归绥县志》载，1926年米价较1924年下降15%），但未能根本解决财政赤字——官钱局资金多来自官府强令摊派的“公债”或挪用税款，本质是“以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2. 地方金融标本：该币是研究民国边疆地区“官商合治”金融模式的重要物证，反映了中央权威衰落背景下，地方军阀通过“类中央银行”机构维系统治的尝试。
3. 收藏现状：因发行量小、流通时间短（仅2—3年），且历经战乱损耗，民国十六年绥远拾枚官钱存世极少，目前多见于内蒙古地方博物馆（如内蒙古博物院）或资深钱币藏家手中，市场估价单枚可达数千元至万元（视品相而定）。

结语
这枚小小的“拾枚”钱，不仅是绥远地区民国初年财政金融乱象的缩影，更折射出近代中国“中央—地方”权力博弈下，边疆治理的艰难探索。它见证了传统货币体系向现代金融体系转型中的阵痛，也为我们理解“货币即权力”的历史逻辑提供了微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