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八年中国农民银行伍圆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伍圆纸币，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货币史上的重要实物，其背后关联着民国时期的农村金融改革、军阀混战背景下的货币发行权争夺，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策。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一、发行背景：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金融布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巩固统治、整合全国金融体系，开始推行“废两改元”（1933年实施）和“法币改革”（1935年实施）前的金融统一进程。其中，农村金融被视为稳定基层统治的关键——当时中国农村凋敝，传统钱庄、票号衰落，农民借贷无门，高利贷盛行，成为革命思潮滋生的土壤。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于1928年将原“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27年由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提议设立，旨在服务四省农民）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设南京，直属国民政府，定位为“供给农业信用、发展农村经济”的专业银行。1929年（民国十八年）正值该行改组初期，开始发行以“中国农民银行”为名的法定货币，伍圆券即为早期品种之一。

二、设计与版别特征
民国十八年中国农民银行伍圆券的设计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与政治宣传需求：
- 正面图案：多以“农夫耕作”“农村丰收”为主题，象征对农业振兴的倡导；部分版别印有孙中山像（国民政府推崇的国父形象），或标注“拥护农工利益”“发展农业生产”等标语，强化其“服务农民”的定位。
- 文字信息：明确标注“中国农民银行”“凭票即付国币伍圆”“中华民国十八年印”等字样，强调法定货币属性；部分券别加盖“汉口”“上海”等地名，反映发行区域集中于长江流域核心城市（该行初期业务重点在华中、华东）。
- 防伪技术：受限于当时印刷水平，主要采用雕版印刷、水印（如细线花纹）、暗记（如特定汉字或数字）等基础防伪手段，与现代纸币差异较大。

三、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1. 积极意义：农村金融近代化的尝试
中国农民银行的成立及伍圆券的发行，是国民政府首次将“农村金融”纳入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相较于此前地方军阀滥发杂钞（如各省“省票”），该行纸币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初期依托中央银行再贴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地区的货币混乱，为农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交易媒介；同时，银行通过发行农贷、设立农村信用社等方式，试图缓解农民资金短缺问题，客观上推动了农村金融的近代化探索。

2. 局限性与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割裂
尽管定位“服务农民”，但该行在实际运作中受国民政府财政需求主导，逐渐偏离初衷：
- 货币超发与通胀：1930年代后，国民政府为应对内战（如中原大战）和日本侵略的军费压力，通过中国农民银行等机构大量增发纸币，导致法币改革前已出现严重通胀，伍圆券的实际购买力急剧下降，农民反而因物价飞涨更趋贫困。
- 业务重心偏移：银行资金更多流向城市和工业领域，对农村的信贷支持有限，所谓“扶助农业”多停留在口号层面，未能真正改善农村经济结构。

四、收藏与市场价值
作为民国早期农民金融机构的实物见证，民国十八年中国农民银行伍圆券具有较高收藏价值：
- 稀缺性：因发行时间早（1929年）、流通损耗大（战乱与经济动荡导致存世量少），且部分版别（如无地名、特殊暗记）更为罕见，品相完好的伍圆券在钱币市场中价格较高（普通品相约数千元至万元，稀有版别可达数万元）。
- 历史研究价值：该券是研究国民政府农村金融政策、1920-30年代货币体系演变的重要物证，尤其反映了“金融救国”理念在农村实践中的困境。

总结
民国十八年中国农民银行伍圆券不仅是一张纸币，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缩影——它既承载着政府“振兴农村”的理想，也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金融改革的局限性。其历史脉络串联起北伐后的政权整合、农村经济的挣扎与近代金融的探索，至今仍是钱币收藏与历史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