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六年吉林永衡官帖官银钱号贰吊

民国六年（1917年）吉林永衡官帖官银钱号发行的“贰吊”纸币，是清末民初东北地区货币体系演变中的重要实物，其背后关联着吉林地方金融的近代化进程、币制混乱与整顿的历史背景。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相关历史：

一、发行主体：吉林永衡官帖官银钱号的职能与背景
吉林永衡官帖官银钱号是清代至民国初期吉林省的核心官方金融机构，其前身可追溯至清咸丰年间（1850年代）。当时因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中央财政危机，各省自办“官钱局”以应对军饷与民生需求。吉林于咸丰六年（1856年）设立“永衡官帖局”，初期以发行“官帖”（一种地方性纸币）为主要业务，用于弥补制钱不足、调节市场流通。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吉林将军长顺将官帖局改组为“永衡官银钱号”，赋予其更全面的职能：除发行官帖外，还经营存贷款、汇兑、兑换银钱等业务，成为吉林省级财政与金融的核心枢纽。至民国初年，该机构延续旧称（或简称“永衡官银钱号”），仍是吉林地方政府控制金融市场的关键工具。

二、“官帖”的性质与吉林币制特色
“官帖”是清代东北特有的地方性纸币，因由官府发行且以“帖”为名，故称“官帖”。其诞生与东北地区的货币短缺直接相关：清代东北长期使用银两（马蹄银、元宝）和制钱（方孔铜钱），但制钱供应依赖关内，运输成本高且常因战乱中断；银两则因成色不一、平砝混乱（如吉林本地用“吉平”，与关内“库平”“漕平”不同），交易极不便利。

为解决这一问题，吉林官帖局自咸丰年起发行以“吊”为单位（1吊=1000文）的官帖，初期可兑换制钱，后期逐渐演变为不可兑换的信用纸币（类似“法币”雏形）。官帖的优势在于轻便易携、面值灵活，迅速成为东北民间主要流通货币之一。至清末，吉林官帖发行量已极大，形成独立于中央货币体系的“地方币制”。

三、民国六年的发行背景：币制整顿与金融动荡
1912年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但中央权威薄弱，地方军阀割据，货币体系陷入更大混乱。吉林省虽名义上隶属中央，但实际由地方实力派控制（如奉系张作霖崛起前的吉林督军孟恩远等），金融政策仍保持相对独立。

民国六年（1917年）正值一战期间，国际银价波动剧烈（银价上涨导致中国白银外流），国内金融市场不稳。同时，吉林官帖因长期超发（据统计，清末吉林官帖发行额已达数千万吊），出现严重贬值，民间信任度下降。为稳定币值、整顿金融，吉林地方政府通过永衡官银钱号发行新版官帖（即“民国六年贰吊”），试图以官方信用重建市场秩序。

此次发行的“贰吊”官帖，设计上可能印有“永衡官帖”“官银钱号”“中华民国六年”等字样，并加盖官方印章，强调其合法性与权威性。但从本质看，它仍是地方政权应对财政压力的手段——由于地方税收有限，发行纸币成为填补赤字的主要方式，因此官帖贬值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四、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1. 地方金融近代化的见证：吉林永衡官帖是中国近代地方金融机构自主发行纸币的典型案例，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央与地方在货币权上的博弈，以及东北因特殊地缘与经济环境形成的独特币制。
2. 币制混乱的缩影：官帖的超发与贬值，揭示了北洋时期地方财政的脆弱性——缺乏统一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地方只能依赖发行纸币维持运转，最终导致恶性通胀（据记载，至1920年代吉林官帖贬值至原值的1/10以下）。
3. 实物货币史研究的重要标本：作为民国初年吉林官帖的代表，“贰吊”纸币的材质（多为土纸或机制纸）、印刷工艺（木刻版或石印）、图案（常见龙纹、山水或官方标识）等细节，为研究中国近代纸币印刷技术、防伪手段提供了实证。
4. 收藏市场的稀缺性：由于纸质易损、历史久远，且多数官帖在流通中被销毁或回收，民国六年吉林官帖存世量极少，尤其是品相完好者，已成为钱币收藏界的“珍品”，市场价格较高（具体需视品相、稀有度而定）。

总结
民国六年吉林永衡官帖官银钱号贰吊纸币，不仅是一张普通的货币，更是清末民初吉林地方金融史、币制史的缩影。它见证了传统官钱局向近代银行的过渡，记录了地方政权在中央财政失控下的生存策略，也折射出近代中国货币主权缺失、金融体系分散的深层困境。其历史价值远超货币本身，是研究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