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七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小洋拾圆

民国七年（1918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小洋拾圆”钱币，是近代中国地方货币体系的重要实物遗存，其背后折射出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复杂的历史背景、金融变革与地方政权的经济实践。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性质、货币特征、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解析：

一、发行背景：清末民初东北的金融困局与币制混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北地区（时称“东三省”）因地处中俄、中朝边境，战略地位重要，但长期面临多重危机：
- 列强经济渗透：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割占领土后，进一步以“华俄道胜银行”等机构控制东北金融；日本则通过“朝鲜银行”在延边等地扩张势力，试图以日元套购东北资源。
- 传统货币崩溃：清代东北主要流通“银两”与“制钱”，但受国际银价波动（如1890年代世界银价暴跌）影响，银两价值不稳；同时，私铸铜钱泛滥，制钱信用破产。
- 官方货币缺位：清廷虽尝试推行“龙洋”（银元），但在东北流通有限，民间更依赖外国银元（如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或本土“奉天省造”“吉林省造”银元，币制极度混乱。

在此背景下，东北地方政府亟需建立自主金融体系以应对外部冲击。

二、发行机构：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的职能与性质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简称“永衡官银钱号”）是清末民初吉林省的核心官方金融机构，其前身可追溯至清咸丰六年（1856年）设立的“吉林官钱局”，后经多次改组：
-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吉林设省，为统一财政、整顿金融，将旧有官钱局改组为“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直属吉林巡抚（后改为省长公署）管辖，兼具“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双重职能。
- 核心任务包括：发行纸币（银元票、小洋票）、铸造银元（如“吉林光绪元宝”“吉林宣统元宝”）、经理国库、调节市面银根、对抗外国银行在东北的金融垄断。

到1918年（民国七年），永衡官银钱号已发展为东北规模最大、信誉最高的地方金融机构之一，其发行的货币在吉林省内广泛流通，甚至辐射黑龙江部分地区。

三、“小洋拾圆”的特征与币制逻辑
所谓“小洋”，是相对于“大洋”（主币，通常指库平七钱二分的标准银元，如“袁大头”）而言的辅币概念。在清末民初的东北，“小洋”一般指面值低于一元的银角（如一角、二角），但以“拾圆”为单位的小洋票，实际是一种区域性兑换券，需结合当时币制理解：
- 面值设定：民国初年，吉林地区流通的“小洋”多为银角（含银量较低），而“拾圆小洋票”并非直接对应10枚银角，而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小洋兑换权（类似现代的“定额兑换券”）。其设计可能源于吉林地方对小额货币的需求——当时市面交易频繁使用小洋，大额支付则需更高面值的兑换凭证。
- 材质与形制：该票为纸质钞票（现存实物多为竖版设计），正面通常印有“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凭票付小洋拾圆整”等字样，标注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七年”，并加盖官印、总经理签章；背面可能有防伪图案（如花纹、暗记）及英文说明（因涉及对外商贸）。
- 信用基础：永衡官银钱号的纸币以“现银储备”为支撑（据记载，1918年前后其库存白银约数百万两），且得到吉林省政府强制流通令支持，因此在省内信用较高。

四、历史意义与局限
1. 积极意义：地方金融自主的象征
永衡官银钱号的“小洋拾圆”票，是吉林地方政府对抗列强金融侵略、维护区域经济主权的重要工具。它稳定了当地币制，便利了工商业交易，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国银行（如朝鲜银行）通过发行纸币掠夺东北财富的行为。同时，作为地方金融机构的实物见证，它反映了清末民初“废两改元”前中国货币体系的多元探索。

2. 时代局限：地方货币的脆弱性
尽管永衡官银钱号一度兴盛，但其命运始终受制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及外部压力：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强行关闭永衡官银钱号，将其资产并入伪满洲国“中央银行”，该票随即废止。
- 此前，因北洋政府试图统一币制（如1914年《国币条例》推行“袁大头”），地方与中央的货币发行权矛盾加剧，永衡官银钱号的独立性逐渐削弱。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民国初年东北地方货币的典型代表，“民国七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小洋拾圆”是研究中国近代金融史、区域经济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其存世量较少（因战乱与回收销毁），在钱币收藏市场中属于稀缺品种，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如票面的书法、印刷工艺）。

总结：这枚钱币不仅是吉林地方金融史的缩影，更是近代中国“弱国无金融”背景下，地方政权努力构建自主货币体系的见证。它的诞生与消亡，深刻反映了清末民初东北在列强环伺、政权更迭中的艰难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