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五年台湾银行壹百圆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台湾银行发行的壹百圆纸币，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与台湾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重要产物，其背后交织着日本殖民统治的终结、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以及国民政府的经济治理尝试。以下从发行背景、设计特征、历史意义与流通困境四个维度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战后台湾的货币过渡与接收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1945年10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国民政府正式接管台湾，结束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895-1945）。

1. 日本殖民时期的货币体系终结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使用“台湾银行券”（1899年发行），由日本台湾银行垄断发行，与日元挂钩（1937年后因战争逐渐脱离）。1945年台湾光复时，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日本台湾银行券（包括“乙种台湾银行券”“丙种台湾银行券”等后期版本），以及部分日本内地货币（如军用手票）。

2. 国民政府接管初期的货币混乱
为避免经济崩溃，国民政府初期采取“维持现状”策略，允许台湾银行券继续流通，但需逐步兑换为法币或新台币。然而，战后台湾物资匮乏、通胀严重（受大陆法币恶性通胀波及），加上日本殖民时期的工业设施多被破坏，经济秩序亟待重建。

3. 台湾银行的“复权”与新券发行
台湾银行原为日本殖民时期的金融机构（1899年成立），光复后被国民政府接收并改组为“官商合办”的省级银行（1946年5月正式恢复营业）。为稳定金融，台湾银行获准发行新版纸币——即“民国三十五年台湾银行壹百圆”，作为过渡性货币，用于回收旧台银券并替代法币在台湾的流通（此前法币在台湾因汇率混乱已引发投机）。

二、纸币设计与版式特征
民国三十五年台湾银行壹百圆纸币的设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同时隐含政治象征：

- 尺寸与材质：横式设计，纸质较粗糙（反映战时物资短缺），尺寸约150×80毫米。
- 正面图案：主图为“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这是日本殖民时期的重要公共建筑（1936年建成），象征台湾的历史延续；上方印有“台湾银行”四字（繁体楷书），下方标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印”；右侧为孙中山头像（国民政府正统性的体现），左侧为面额“壹百圆”及阿拉伯数字“100”。
- 背面图案：多为几何纹饰与传统吉祥图案（如云纹、缠枝莲），中央印有英文“THE BANK OF TAIWAN”及“ONE HUNDRED YUAN”（一百圆），体现国际化与殖民地历史的残留。
- 防伪特征：采用简单的花纹边框、暗记（如特定位置的汉字或数字），但因技术有限，防伪能力较弱。

三、历史意义：从过渡货币到“新台币”的前奏
这枚纸币的核心意义在于推动台湾货币体系的去殖民化与本土化：

1. 终结日本货币垄断：以“台湾银行”名义发行新券，取代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银行券”，标志着台湾金融体系回归中国主权管辖。
2. 稳定战后经济：通过新旧券兑换（1946年5月起，规定1元新台银券兑换1元旧台银券，后逐步限制旧券流通），抑制了货币混乱，为后续经济重建奠定基础。
3. 衔接“新台币”改革：由于国民政府法币持续恶性通胀（1946-1949年法币发行量激增），台湾银行券虽短期稳定，但仍受大陆通胀波及。1949年6月，国民政府为隔绝大陆经济危机，在台湾推行“新台币”改革（以黄金、外汇为准备金），原台湾银行券被逐步回收，最终退出流通。因此，民国三十五年版壹百圆实为“旧台币”向“新台币”过渡的关键一环。

四、流通困境与收藏价值
尽管设计初衷是稳定货币，但这枚纸币的流通仅维持了约3年（1946-1949），便因两大问题退出历史舞台：

- 大陆通胀的输入：1948年后，国民政府为应对内战财政危机，大量发行法币，导致法币在台湾黑市贬值，连带台湾银行券也被抛售，物价飞涨（如1949年台北米价较1946年上涨数十倍）。
- 新台币改革的替代：1949年6月15日，台湾省政府颁布《新台币发行办法》，发行与美元挂钩的新台币（1新台币=4万旧台银券），原台湾银行券停止流通，民国三十五年壹百圆至此成为历史。

如今，该纸币因存世量稀少（流通时间短、回收彻底）、历史意义重大，成为中国近代货币史与台湾光复史的重要实物见证，在收藏市场上属于“民国地方纸币”中的珍品，市场价格因品相差异可达数千元至数万元。

总结
民国三十五年台湾银行壹百圆纸币，不仅是日本殖民统治终结后台湾金融体系重构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中国”原则下主权收回的物质载体。它见证了台湾从殖民经济向民族经济的艰难转型，也折射出战后中国在动荡中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