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七年奉天公济平市钱号铜元伍枚

民国七年（1918年）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发行的“铜元伍枚”是一种地方流通的代用货币或兑换券，其历史背景与近代东北地区的货币混乱、地方金融机构的兴起密切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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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民国初年的东北金融困局
1912年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但东北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格局——张作霖逐渐掌控奉天（今辽宁）军政大权，至1918年已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实际统治者。此时的东北面临两大金融挑战：
1. 币制混乱：清末民初，传统银两、制钱与新兴机制铜元、银元并行，加上外国银行（如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纸币涌入，市场流通货币种类繁多，兑换复杂，民众交易不便。
2. 中央控制薄弱：北洋政府虽尝试统一币制（如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推行袁大头银元），但在东北影响力有限，地方政府需自行解决货币供应问题。

在此背景下，地方金融机构（如钱号、官银号）成为稳定区域货币体系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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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奉天公济平市钱号”的性质与职能
“公济平市钱号”是奉天省（今辽宁）官方或半官方设立的地方金融机构，主要职能包括：
- 调节货币流通：通过发行小额代用券（如“铜元伍枚”）弥补市面零钞不足，便利日常交易；
- 平抑物价与兑换：名称中的“平市”“公济”体现了其“平衡市价、公共救济”的宗旨，可能承担兑换银元、铜元或规范市场比价的责任；
- 辅助财政：部分地方钱号还代理政府财政收支，或为公共工程筹资。

此类机构并非中央级银行（如后来的东三省官银号），而是更贴近基层的地方性金融组织，常见于清末至民国的市、县层级，尤其在商业较发达的城镇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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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铜元伍枚”的具体含义与特征
“铜元伍枚”本质是以铜元为价值基准的兑换券或代用币，即持此券可兑换5枚当十铜元（清末民初主流铜元，面值标注“每枚当制钱十文”，故俗称“当十铜元”）。其设计特点可能包括：
- 形制：多为纸质，类似小面额纸币，尺寸较小，便于携带；
- 标识：票面通常印有发行机构（“奉天公济平市钱号”）、面值（“铜元伍枚”）、发行时间（民国七年，即1918年）、编号及防伪图案（如印章、暗记）；
- 流通范围：限于奉天省内特定区域（如某县城或商埠），非全国性货币。

需注意的是，这类代用券并非法定“法币”，但因背后可能有钱号的金属货币储备（如铜元或银元）支撑，在局部地区被认可为等价交换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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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意义
1. 应对金融真空：在中央财政失控的东北，地方钱号通过发行小额代用券解决了“找零难”问题，维持了基层市场的运转；
2. 反映区域经济特色：奉天作为东北经济中心，钱号的活跃体现了当地工商业对灵活货币的需求；
3. 见证地方金融创新：此类机构是近代中国“地方自办金融”的典型案例，为后来东北官银号等大型地方银行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局限性
1. 信用依赖本地：代用券的价值完全依赖钱号的信誉和储备，若遇挤兑或经营不善易贬值；
2. 加剧区域分割：地方货币的泛滥（如吉林、黑龙江亦有类似钱号券）阻碍了东北与关内的经济整合；
3. 易被军阀操控：张作霖统治时期，地方金融机构常成为军阀敛财工具（如强制摊派、滥发纸币），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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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世与研究现状
由于是地方性小额代用券，“民国七年奉天公济平市钱号铜元伍枚”存世量较少，多收藏于钱币爱好者和地方博物馆中。其研究价值在于：
- 作为实物证据，印证了民国初年东北地方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
- 反映了基层社会对“小额、便捷”货币的实际需求；
- 可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如河北、山东）的钱号券对比，分析全国性的货币乱象与地方应对策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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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这枚小小的“铜元伍枚”不仅是交易媒介，更是民国初年东北地方社会应对金融困境、探索自主治理的缩影，折射出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金融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