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四年西北农民银行伍百圆会堂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伍百圆“会堂”纸币，是中国抗日战争末期陕甘宁边区及晋绥边区重要的流通货币之一，其历史背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紧密相关。以下从发行机构、历史背景、设计特征、流通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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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机构：西北农民银行的历史脉络
西北农民银行的前身可追溯至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将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边区银行，负责边区的金融管理与货币发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银行独立承担起货币发行职能，成为支撑边区经济的核心金融机构。1944年，为整合晋绥边区的金融资源（晋绥边区此前有独立的西北农民银行），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正式更名为西北农民银行，总行设于山西兴县（后迁至延安），统一发行货币，服务于陕甘宁、晋绥两大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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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背景：抗战末期的经济需求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陕甘宁、晋绥边区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多重经济压力：
- 战争消耗：长期抗战导致物资匮乏，军需与民生支出庞大；
- 货币需求增长：随着边区扩大和生产恢复（如大生产运动），商品流通规模扩大，原有小面额货币已无法满足交易需求；
- 稳定物价：此前边区曾因货币超发引发通胀（如1943年的“边币信用危机”），需通过发行新币、调整面额结构稳定金融秩序。

在此背景下，西北农民银行于1945年发行伍百圆“会堂”纸币，旨在通过高面额货币适应大额交易需求，同时配合边区经济政策抑制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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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纸币特征：“会堂”图案的寓意
该版伍百圆纸币的显著特征是票面主图为“会堂”，具体指边区参议会会堂（或边区群众集会场所）。选择这一图案具有明确的政治象征意义：
- 民主政权象征：参议会是边区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民意机构，“会堂”图案体现了边区政权的民主性与人民性；
- 团结抗战主题：会堂作为边区各界代表共商国是的场所，呼应了全民族抗战的团结精神；
- 本土文化认同：区别于国民党法币的“中央”符号，边区纸币以贴近群众的场景（如会堂、农具、工厂）增强民众对红色货币的认同感。

此外，纸币通常标注“西北农民银行”“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等字样，背面可能有“凭票即付”或防伪暗记（如汉字编码、特殊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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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通与历史意义
1. 战时经济支柱：伍百圆“会堂”券在1945年广泛流通于陕甘宁、晋绥边区，用于军粮采购、公粮征收、商贸结算等关键领域，是支撑边区坚持抗战直至胜利的重要金融工具。
2. 货币政策实践：该币的发行是边区应对封锁、稳定经济的典型案例。通过控制发行量、挂钩实物（如粮食、棉花）及推行“物资本位”（以物资储备支撑币值），边区成功遏制了恶性通胀，为新中国货币体系积累了经验。
3. 红色金融遗产：西北农民银行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金融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工农、独立自主”的理念，为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及人民币发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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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世与收藏
由于战争环境动荡及后续货币更替（1948年后西北农民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旧币逐步回收），该版伍百圆“会堂”券存世量较少，尤其是品相完好者更为珍贵。目前属于红色货币收藏中的热门品种，兼具历史研究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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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民国三十四年西北农民银行伍百圆“会堂”券不仅是一张普通的纸币，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金融体系顽强生存与发展的缩影，见证了边区军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通过金融创新支持抗战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