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年交通银行拾圆(厦门)

民国三年（1914年）交通银行发行的拾圆纸币（厦门地名版），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中极具代表性的地方金融实物，其背后交织着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金融变革与区域经济发展脉络。以下从发行背景、交通银行的角色、厦门地域特色、设计特征、流通与收藏价值等维度展开解析：

一、发行背景：民国初年的金融重建与币制改革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整顿清末以来混乱的货币体系——晚清至辛亥革命期间，各省滥发纸币、银两与铜元并行，导致通货膨胀严重。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推行“废两改元”和统一银本位制，同时授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大官商合办银行发行“国币券”（即法定兑换纸币），以取代各地杂乱的私票。

交通银行作为清末延续下来的重要金融机构（1908年由清廷邮传部奏设，旨在经理铁路、邮政、航运款项），在民国初年被赋予“代理国库、发行钞票、调剂金融”的核心职能。1914年（民国三年）正值其恢复发行权后的关键阶段，为适配不同地区的经济需求，开始发行带地名的限定版纸币（如“厦门”“上海”“汉口”等），以避免跨区域流通引发的兑换纠纷。

二、交通银行与厦门的关联：东南沿海的金融枢纽
厦门自1843年开埠后，迅速成为闽南地区乃至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港口，商业繁荣催生了对稳定货币的需求。清末民初，厦门的金融市场长期依赖外国银行（如汇丰、渣打）和地方钱庄，但辛亥革命后地方政权更迭频繁，钱庄信用崩溃，亟需官方银行介入稳定局势。

交通银行早在1910年就在厦门设立分行（初名“交通银行厦门汇兑所”，1911年升格为分行），主要业务包括：
- 代理国库收解福建地方的铁路、电报等官款；
- 为厦门进出口商提供外汇结算（如对新加坡、马来亚侨汇的吸纳）；
- 发行适应本地流通的纸币，替代此前泛滥的私票和外钞。

因此，“民国三年拾圆厦门版”正是交通银行厦门分行针对当地市场需求发行的“地方定制券”，兼具国家银行信用与地方流通属性。

三、纸币的设计与防伪特征
民国三年交通银行拾圆券（厦门版）的设计体现了当时的时代印记与技术特点：
- 正面图案：通常以交通银行标志性元素为主，如早期版本可能印有“火车头”（象征铁路主业）、“轮船”（象征航运业务）或北京总行大楼图案，上方为“交通银行”四字（多为楷书或魏碑体），中间显著标注“拾圆”面值及“凭票即付国币拾圆”字样，下方注明“中华民国三年”及“厦门”地名（地名以红色或黑色加盖于票面固定位置，明确流通范围）。
- 背面图案：多为英文说明（因涉及国际汇兑），内容大致为“交通银行发行之钞票，可兑换十足银元”，并印有英文行名“Bank of Communications”、面值“TEN YUAN”及发行年份“1914”。
- 防伪技术：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水印纸”（多为“太极图”或“火车头”图案水印）、手工雕刻凹版印刷（人物/景物线条立体感强，难以仿造），部分版别还加盖特殊印章（如厦门分行经理私章或监管方验讫章）。

四、流通与历史命运：从区域主力到退出舞台
民国三年拾圆厦门券发行后，凭借交通银行的官方信用，迅速成为厦门及周边（如漳州、泉州）的主流交易媒介，尤其在侨汇发放、进出口贸易结算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受限于民国时期的整体金融环境，其流通并非一帆风顺：
-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废两改元”（1933年）和“法币政策”（1935年），交通银行虽仍保留发钞权，但逐渐被纳入中央控制；
-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厦门沦陷后，日军强制推行伪币，交通银行厦门分行被迫停业，该券在沦陷区失去流通效力，仅在闽西等后方根据地少量留存；
- 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后），国民党政权滥发金圆券导致恶性通胀，旧版国币券彻底退出市场，大部分被回收销毁或自然损耗。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存世量稀少的“地名版”老纸币，民国三年交通银行拾圆（厦门）具有多重价值：
- 历史实证价值：是研究民国初年地方金融、厦门开埠后经济变迁的一手实物资料，见证了东南沿海地区从传统钱庄向现代银行体系的转型；
- 艺术与设计价值：融合了中西美学（如英文背书与中式图案结合），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纸币设计的过渡特征；
- 收藏市场热度：因发行时间早、地域限定性强、存世量少（目前公开市场可见品相完好者不足百张），在钱币收藏界属于“热门品种”，品相上佳者拍卖价可达数万元至数十万元（视号码、签名、保存状态而定）。

总结
这张小小的拾圆纸币，不仅是交通银行履行国家金融职能的缩影，更是厦门从传统港口向近代化城市迈进的见证。它承载着民国初年金融改革的理想，也记录了地方经济在动荡中求稳的努力，至今仍是解读中国近代货币史与区域经济史的重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