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年广东省银行大洋券伍圆

民国二十年（1931年）广东省银行发行的“大洋券伍圆”纸币，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重要纸币之一，其背后反映了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的经济、政治与金融格局。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沿革、纸币特征、流通情况、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民国初年的广东金融与地方财政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金融的控制力较弱，各省为应对财政需求，纷纷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广东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毗邻港澳、商贸发达），自清末以来就有发行地方货币的传统（如清代的“粤钞”）。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广东处于军阀割据与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1926年出师北伐；但1927年后，广东又经历陈济棠等军阀的统治（1929-1936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史称“南天王”时期）。这一时期广东地方财政依赖税收、关税及华侨汇款，但军费开支庞大，需通过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弥补赤字，因此广东省银行成为重要的金融工具。

二、广东省银行的沿革：从“官银钱局”到省营银行
广东省银行的起源可追溯至清光绪末年（1904年）成立的“广东官银钱局”，旨在统一广东货币、整顿财政。辛亥革命后，官银钱局改为“广东省银行”（1913年），初期资本由政府拨款，主要发行银元兑换券（即“大洋券”），与银本位挂钩。

1920年代因政局动荡，广东省银行多次停兑、改组。1929年陈济棠上台后，为强化对地方金融的控制，将广东省银行改组为省营专业银行，增加资本并扩大业务，重点支持地方建设（如公路、实业）和军事开支。此时的广东省银行成为陈济棠政权的“财政支柱”，其发行的纸币也成为广东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三、“民国二十年（1931年）大洋券伍圆”的特征
这张纸币的设计与形制体现了民国早期纸币的典型风格：
- 面值与版别：伍圆属中面值纸币，适合日常大额交易。1931年版可能采用石印或铜版印刷，图案常见广东地方元素（如五羊雕像、中山纪念堂、轮船等），象征地域特色；背面多为英文或几何纹饰，部分版别标注“凭票即付国币伍圆”“与现大洋同值”等字样，强调信用。
- 防伪与材质：纸质较粗糙（受限于当时造纸技术），采用水印、暗记或套色印刷防伪；尺寸约150×80毫米（具体以实物为准）。
- 关键标识：票面通常印有“广东省银行”“民国二十年印行”“总经理”“协理”等字样，部分版别加盖“广州”“汕头”等地名戳记，反映流通区域集中于广东及周边。

四、流通与信用：依赖政府背书的地方货币
民国时期地方银行纸币的信用核心是能否兑现。广东省银行的大洋券虽宣称“与现大洋同值”，但实际受限于政府财政状况：
- 陈济棠统治前期（1929-1935年），广东经济相对稳定（侨汇支撑、实业发展），纸币兑现较有保障，伍圆券在广东城乡广泛流通，甚至流入广西、福建部分地区。
-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统一发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发行的法币），要求地方银行停止发行纸币并收回旧币。广东省银行被迫逐步回收1931年版大洋券，但因陈济棠政权抵制法币（曾试图发行“广毫”对抗），回收过程缓慢，部分纸币直至抗战爆发仍未完全退出流通。

五、历史意义：地方金融与国家整合的缩影
这张伍圆券不仅是广东地方经济的见证，更折射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金融权力的博弈：
1. 地方财政的工具：广东省银行纸币的发行本质是军阀政权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反映了近代中国“弱中央、强地方”的政治格局。
2. 货币统一的阻碍：地方纸币的泛滥加剧了货币体系混乱，国民政府1935年法币改革的重要目标即是结束此类乱象，加强金融集权。
3. 华侨与广东经济的纽带：广东作为侨乡，华侨汇款是地方金融的重要支撑，大洋券的流通也间接依赖侨汇带来的银元储备。

六、收藏与现状
由于民国纸币存世量较大但品相差异显著，1931年广东省银行伍圆券目前属于中档收藏品（普通品相数百元，极美品可达数千元）。其价值不仅在于稀缺性，更在于它是研究广东近代经济史、金融史的实物资料。

综上，民国二十年广东省银行大洋券伍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地方金融的产物，既承载着广东近代化的印记，也见证了国家货币体系从分散走向统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