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九年山西省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兑换券伍角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山西省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兑换券伍角，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或山西地方抗日政权发行的一种货币，其背后承载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内涵。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相关历史：

一、历史背景：抗战时期的山西与“第五行政区”
1. 时间与政权环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华北抗战的核心战场之一。1937年底太原失守后，山西逐渐形成以八路军、牺盟会及山西新军为主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晋西北、晋西南等）。1938年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在各根据地建立行政体系，“行政区”是当时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单位。
“山西省第五行政区”的具体范围需结合史料考证，推测可能对应晋绥边区或太岳、太行根据地的某个分区（如晋西北的某一专区），其设立旨在整合地方资源、开展对敌斗争。

2. “救国合作社”的性质
抗战时期，根据地面临日伪经济封锁和物资匮乏，中共推行“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政策，“合作社”是重要组织形式。“救国合作社”兼具经济组织与抗日动员功能：一方面通过生产、贸易解决军民物资需求（如粮食、布匹、药品）；另一方面作为货币发行载体，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抵制日伪货币（如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和法币贬值的影响。

二、货币发行的目的与意义
1. 应对经济封锁，稳定民生
1940年前后，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加剧，法币因国民政府通胀严重而贬值，根据地亟需独立货币体系。“救国合作社兑换券”以实物（如粮食、棉花）或银元为储备支撑（尽管储备有限），用于内部流通，保障军民基本交易需求，避免物资被日伪掠夺。

2. 强化政权合法性，凝聚抗日力量
货币作为政权的象征符号，“救国合作社兑换券”明确标注“山西省第五行政区”和“救国”字样，既宣示了抗日根据地的行政存在，也通过“合作社”这一贴近民众的组织形式，增强群众对抗日政权的认同，动员民众参与生产和支前。

3. 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践
此类货币的发行是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的试验：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打击投机，尝试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为后来陕甘宁边区银行等正规银行体系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三、设计与流通特点
- 面额与材质：伍角为小额辅币，便于日常交易（如购买日用品、缴纳公粮），推测材质可能为纸质（当时根据地印刷条件有限，纸币多用手工石印或简易机器印刷，图案较朴素）。
- 防伪与标识：可能印有“兑换券”“只限本区流通”等字样，强调区域性和兑换属性（即承诺可兑换实物或法币/银元，但实际受战争环境影响，兑换能力有限）。
- 流通范围：主要在第五行政区下辖的县、村流通，与法币、银元及其他根据地货币（如晋察冀边币、陕甘宁边币）并行使用，但优先推广本区兑换券以巩固经济主权。

四、历史地位与现状
1. 稀缺性与收藏价值
由于抗战时期根据地环境动荡，货币印制量少且流通中损耗大，此类兑换券存世极少，是研究抗战金融史的珍贵实物资料。目前多见于博物馆（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或专业钱币收藏领域，普通藏家难得一见。

2. 历史研究的佐证
该兑换券反映了中共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以经济促军事”的战略智慧，也是山西地方抗日政权组织动员能力的微观见证。其存在证明，即使在日伪严密控制的区域，抗日力量仍能通过灵活的经济手段维系生存与发展。

总结
民国二十九年山西省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兑换券伍角，不仅是一张小额纸币，更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金融为民、经济救国”的缩影。它见证了在民族危亡之际，根据地军民通过创新经济组织形式对抗封锁、坚持抗战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