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七年美商花旗银行伍圆(天津)样票

民国七年（1918年）美商花旗银行伍圆（天津）样票的历史解析

一、发行背景：近代在华外资银行的扩张与天津的金融地位
20世纪初，中国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8），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华设立银行，控制金融命脉。花旗银行（Citibank，原称“万国宝通银行”）作为美国在华主要金融机构，1865年进入中国，初期以上海为中心，后随列强势力向北方扩展。天津作为清末民初的“北方经济中心”和“九国租界”所在地，是外资银行布局华北的关键节点——1902年花旗银行即在天津设立分行，依托租界特权开展汇兑、放贷、发钞等业务。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财政混乱，依赖外债度日，为稳定货币市场，默许部分外资银行在通商口岸发行纸币（需经中国政府备案或默认）。花旗银行天津分行遂发行银元券（以墨西哥鹰洋、袁大头等为兑换本位），其中“伍圆券”为常见面额，用于满足中外贸易及本地工商业需求。

二、“样票”的性质：未正式流通的试印样本
所谓“样票”（Proof或Specimen），是银行在纸币正式发行前印制的试样，主要用于内部审核设计、向监管机构报备，或作为存档/馈赠之用，不进入流通领域。其典型特征包括：票面标注“样票”“SPECIMEN”“票样”等字样（或加盖特殊戳记），编号多为特殊序列（如“000000”），纸张、印刷工艺可能与流通版一致，但无实际兑换功能。

民国七年（1918年）正值一战末期，美国经济实力上升，试图扩大在华金融影响力，花旗银行天津分行此时发行伍圆样票，可能是为适应战后对华贸易扩张做准备，或因应北洋政府对货币发行的临时调整而测试新版本。

三、花旗银行天津分行的历史角色与纸币特点
1. 业务与特权：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凭借租界庇护，垄断了部分对美贸易结算，其纸币在天津租界及华界外商企业、买办阶层中流通较广，甚至间接影响华北货币市场。
2. 纸币设计：该行伍圆券通常印有英文“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花旗银行前身名称，1918年已更名为Citibank，但部分纸币仍沿用旧名）“TIENTSIN”（天津旧译）及中文“花旗银行”“凭票即付伍圆”等字样，图案多含美国元素（如自由女神像、鹰徽）与中国传统纹饰结合，体现殖民性与本土化妥协。
3. 兑换与信用：理论上可兑换银元，但实际兑换依赖银行信誉。1920年代后，随着中国民族银行业兴起（如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总部设于天津）及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外资银行发钞权逐渐被限制，花旗银行纸币流通范围收缩。

四、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1. 金融史见证：该样票是研究北洋时期外资银行在华运作、天津金融地位及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金融主权的缺失。
2. 样票特殊性：因未流通，存世量远少于流通版，且带有明确的“试印”属性，对纸币收藏界而言，是研究银行发钞流程、印刷技术的稀缺样本。
3. 时代印记：1918年正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变革剧烈，这张小小的样票也间接折射出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借金融手段渗透中国，而中国民族资本则在夹缝中寻求突破。

五、现状与争议
目前，民国七年花旗银行天津伍圆样票的实物多见于国内外钱币收藏机构或拍卖市场，其真伪鉴定需注意“样票”戳记的真实性、印刷细节（如色彩、暗记）及纸张年代感。部分学者认为，此类样票也可能是后期伪造（因民国时期样票管理不严，存在流出可能），需结合档案文献（如花旗银行年报、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交叉验证。

总结
这张样票不仅是货币史的物证，更是近代中国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外资银行利用特权操控地方金融的历史，也记录了天津作为近代开放前沿的独特地位。其“未流通”的属性，更让它在历史研究中保留了最原始的“试错”痕迹，成为解读北洋金融生态的一把特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