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咸丰元宝宝泉当五百去星月

“咸丰元宝宝泉当五百去星月”是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年）铸造的一种大面值铜钱，属于咸丰重宝系列中的高端品种。要理解这枚钱币的历史背景，需从咸丰朝的财政危机、宝泉局的铸币职能、当五百的面值与形制特征，以及“去星月”的特殊标记入手：

一、时代背景：咸丰朝的财政崩溃与“大钱泛滥”
咸丰帝即位时，清朝已面临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1851年爆发），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军费开支激增；同时黄河决口等自然灾害频发，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为缓解危机，朝廷采纳官员建议，发行大面值铜钱（即“虚值大钱”）和铁钱、铅钱，试图以少量铜料换取更多货币流通量，填补财政缺口。

咸丰大钱的铸造始于咸丰三年（1853年），最初仅发行当十、当五十，但因亏空太大，很快推出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高面值钱。其中，当五百、当千大钱因面值过高、铜质不足，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百姓拒用，仅在短期内强行推行，后被迫停铸回收。

二、“宝泉局”：中央铸币机构的核心
清代铜钱主要由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造（“宝泉”“宝源”取“源泉”之意，象征中央掌控货币发行）。其中：
- 宝泉局是户部的铸币机构，负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铜钱供应，地位高于宝源局；
- “咸丰元宝”中的“元宝”是唐代以后对大面值银锭/铜钱的称呼，此处特指高面值铜钱（区别于“重宝”——一般面值铜钱）。

因此，“宝泉”二字明确这枚钱由中央直属的宝泉局铸造，代表官方权威，但也侧面反映当时中央财政对货币发行的失控——连中央机构都在滥发虚值大钱。

三、“当五百”：高面值背后的经济困境
“当五百”指这枚钱的兑换价值：理论上1枚当五百可兑换500枚普通小平钱（一文钱）。但实际上，咸丰大钱的铜料成本远低于面值：
- 一枚当五百大钱的重量约在30—40克左右（不同版别略有差异），而500枚小平钱的总重量约150—200克（小平钱每枚约0.3—0.4克）。也就是说，铜料重量仅为面值的1/5甚至更低，完全是“虚值”。

这种“以小博大”的掠夺性货币政策，本质是朝廷对百姓财富的变相搜刮——通过发行虚值大钱，将民间财富快速集中到国库，却彻底摧毁了货币信用。当五百大钱仅铸造于咸丰三年至五年（1853—1855年），后因市场抵制太甚，被迫于咸丰五年停铸，存世时间极短。

四、“去星月”：特殊的版别标记
“星月”是清代铜钱常见的炉记（铸币标记）：
- “星”指钱肉（钱体表面）上凸起的小圆点，“月”指类似弯月的凹痕或凸痕（有“仰月”“俯月”“孕月”等形态）；
- 炉记的作用通常是区分铸炉、工匠或批次，部分也有祈福寓意（如“月”象征圆满）。

“去星月”则是刻意省略了常规的星月炉记，属于宝泉局当五百的一个特殊版别。关于其成因，学界有两种推测：
1. 简化工艺：当五百大钱铸造时间短、数量少（存世罕见），可能因赶工省略了星月标记；
2. 版别差异：可能是某一特定铸炉或时期的试铸版，未采用统一星月炉记。

无论原因如何，“去星月”让这枚钱成为当五百中的稀缺品种，收藏价值远高于普通带星月版的当五百。

五、历史意义：晚清货币改革的失败缩影
咸丰大钱（包括当五百）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发行虚值大钱，它的出现与消亡，本质是晚清王朝在经济危机下的“饮鸩止渴”：
- 短期看，朝廷通过大钱获得了约1000万两白银的收入（相当于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暂时缓解了军费压力；
- 长期看，大钱导致物价飞涨（如北京地区米价在咸丰四年暴涨数倍）、商业瘫痪，百姓宁愿以物易物也不愿使用大钱，反而加速了清政府的财政崩溃。

最终，当五百、当千大钱在咸丰后期被强制回收销毁，仅有少量流入民间留存至今，成为那段混乱历史的实物见证。

总结
“咸丰元宝宝泉当五百去星月”不仅是一枚古钱币，更是咸丰朝内忧外患、财政破产的缩影：它诞生于中央对货币信用的透支中，承载着朝廷搜刮民财的无奈，也因自身的虚值属性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作为罕见的“去星月”版，它更因其稀缺性，成为研究清代货币史、晚清政治经济的珍贵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