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七年山西省银行贰角(太原)

民国十七年（1928年）山西省银行发行的“贰角（太原）”纸币，是民国时期山西地方金融史的重要实物见证，其背后关联着山西近代经济、政治格局及地方军阀阎锡山的经济治理策略。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沿革、货币特征、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发行背景：民国初年的山西金融困局与地方银行兴起
民国初年，中国货币体系混乱，中央政府（北洋政府或南京国民政府）无力统一币制，各省为解决财政与流通问题，纷纷设立地方银行发行纸币。山西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阎锡山掌控军政大权，形成“独立王国”式的统治模式。为稳定省内金融、摆脱对中央货币的依赖，山西亟需建立自主的金融体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联蒋”以巩固在华北的地位（1928年北伐结束后，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等职）。此时山西的金融需求更趋迫切：一方面需应对省际贸易结算，另一方面要支撑阎氏主导的“村政建设”“实业计划”等地方发展项目，因此山西省银行于1928年前后调整并强化了纸币发行职能，该版“民国十七年贰角”即在此背景下推出。

二、发行机构：山西省银行的沿革与职能
山西省银行的前身可追溯至1919年成立的“晋胜银行”，但真正作为省级官方银行运作的是1923年经阎锡山批准改组的“山西省银行”。该行初始资本200万元，总行设太原，在全省及北平、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设分行，核心职能包括：
- 代理省库：管理山西省财政收入与支出；
- 发行纸币：垄断全省货币发行权，以“辅币调节市面流通”；
- 支持实业：为阎氏推动的铁路（如正太铁路）、煤矿（如阳泉煤矿）、纺织厂等提供贷款。

1928年正值该行扩张期，为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1933年正式实施）前的币制过渡，山西省银行加大辅币（角、分券）发行量，“贰角”券因面值小、流通广，成为基层市场交易的主要媒介。

三、货币特征：设计与流通细节
这枚“民国十七年山西省银行贰角（太原）”纸币虽具体版式因实物差异略有不同，但通常具备以下特征：
- 形制：竖式设计（民国早期纸币常见），尺寸约120mm×65mm，纸质较粗糙（反映当时印刷技术有限）；
- 图案：正面多印有山西地方元素，如太原城楼（如拱极门）、晋商票号纹饰（呼应山西商业传统），或阎锡山倡导的“实业救国”标语（如“振兴实业”“便利民生”）；
- 文字：上方横书“山西省银行”，中间大字“贰角”，下方标注“凭票即付 通用银元”（说明可兑换银元，增强信用），两侧或印“民国十七年”及“太原”地名（限定发行区域）；
- 防伪：采用简单水印、暗记（如特定汉字或数字），但因技术限制，伪币问题仍较突出。

四、历史意义：地方金融自主性与时代局限
1. 地方经济的“稳定器”：民国初年山西市面流通货币混杂（包括清代旧币、各省杂钞、外国银元），山西省银行通过发行“贰角”等辅币，统一了小额交易媒介，降低了交易成本，支撑了晋中、晋南等地的农业（小麦、棉花）与手工业（铁器、酿醋）贸易。

2. 阎锡山“治晋”的工具：纸币发行与阎氏“村政建设”（1920年代推行）紧密相关——通过控制货币投放，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合作社、小型工厂，强化对基层社会的经济渗透；同时，纸币信用依托于阎氏政权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如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收益），体现了“军阀主导型金融”的特点。

3. 时代局限与信用危机：山西省银行的纸币发行长期依赖财政赤字支撑（阎氏政权连年扩军、兴修同蒲铁路等导致财政紧张），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因过量发钞引发通货膨胀，“贰角”券逐渐贬值，民间出现“拒用省钞”现象。1932年阎锡山因中原大战下野后，山西省银行改组，纸币信用进一步恶化，最终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彻底崩溃。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民国地方银行的典型辅币，“民国十七年山西省银行贰角（太原）”不仅是钱币收藏领域的“小众精品”，更是研究山西近代经济史、阎锡山地方治理模式的关键实物资料。其存世量较少（因战时损毁、后期回收），品相完好者尤为珍贵，为学界提供了观察“军阀割据时期地方金融如何与国家体系互动”的微观视角。

综上，这枚小小的“贰角”纸币，浓缩了民国初年山西在统一与分裂、中央与地方博弈中的金融实践，既是阎锡山“保境安民”政策的产物，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地方金融难以突破“财政依附-通胀危机”循环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