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九年中国银行拾圆美国钞票公司票样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国银行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印製票样）是中国抗战时期金融货币体系的重要实物见证，其背后涉及战时经济、中美合作及货币发行的特殊背景。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一、发行背景：抗战时期的金融挑战与货币需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经济中心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财政与金融体系面临严峻考验。为应对战争开支、稳定后方经济并维持法币信用，国民政府需大量发行纸币。但受战争影响，国内印钞产能不足（尤其是上海、南京等核心印钞厂被日军控制），不得不依赖海外代印。

时间定位：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此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大后方经济依赖外援（如美国《租借法案》援助）和内部货币调控，法币作为战时统一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但通胀压力已逐渐显现。

二、中国银行与法币体系
中国银行是民国三大发钞行之一（另两家为中央银行、交通银行），自1928年被指定为“国际汇兑银行”后，长期承担外汇与国际金融业务。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法币”），中行作为发钞行之一，需配合政府满足市场流通需求。

1940年前后，因法币发行量激增（1937年法币发行额约14亿元，1940年增至约39亿元），市场对高面额纸币（如拾圆）的需求上升，而国内印钞能力有限，故委托海外印钞公司代印。

三、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的角色
美国钞票公司是当时全球最知名的印钞企业之一，成立于1865年，曾为数十个国家设计印制纸币，技术精湛且防伪能力强。中国自清末起便与其有合作（如1908年大清银行兑换券由其代印），民国时期因战时需求再次成为重要代印方。

代印背景：1940年前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美国钞票公司签订合约，委托其印制部分法币券（包括中行拾圆券）。选择美国公司的主要原因有二：
1. 技术与安全：美国印钞技术领先，可防范伪钞（战时伪钞泛滥是国民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
2. 政治因素：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尚未直接参战，但仍通过《租借法案》（1941年3月生效）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代印纸币可视为金融合作的延伸。

四、“票样”的特殊性质
所谓“票样”（Proof或Specimen），是印钞厂在正式发行前制作的样本，用于银行审核、存档或展示，不进入流通领域。其特点包括：
- 票面通常加盖“票样”“样张”“SPECIMEN”等字样（多为红色或蓝色），或打孔标记；
- 编号栏空白或标注特殊符号（如“000000”）；
- 纸张、油墨与正式券一致，但无实际流通功能。

此枚“美国钞票公司票样”可能是该公司完成印刷后提供给中国银行审核的样本，或是留存于美国方面的档案样张，后流出至收藏市场，是研究战时中外货币合作的重要实物资料。

五、纸币的设计与特征
尽管具体版式需参考实物，但结合同期中行美制券的特征，可推测其设计元素可能包括：
- 正面：主景为中行行徽（早期为铜钱与地球图案）、孙中山像（民国纸币常见主题），或融入抗战元素（如象征工业、农业的图案）；
- 背面：英文说明（因由美国公司印制，背面可能有英文行名“BANK OF CHINA”及面值）；
- 防伪：采用凹版印刷、水印、暗记等技术（美国钞票公司的凹印工艺可使图案立体感强，难以仿造）。

六、历史意义与现状
这枚票样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货币属性，更反映了以下历史脉络：
1. 战时金融协作：体现了中国在抗战最艰难阶段对海外技术与资源的依赖，以及中美金融领域的间接合作；
2. 法币体系的扩张：见证了法币从“稳定货币”向“战时通胀工具”的转变（1940年后法币发行量持续飙升，至1945年达10319亿元）；
3. 印钞史实物：作为美国钞票公司代印的票样，是研究近代中国货币印制技术、中外印钞合作的关键物证。

目前，此类票样因存世量少（票样本身非流通品，流出极少），成为钱币收藏界的珍品，亦被博物馆（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银行博物馆）纳入近代金融文物展陈。

总结：民国二十九年中行拾圆美制票样，是抗战时期中国金融“内忧外患”下的产物，既承载着战时货币发行的紧迫性，也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或利用）。其背后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战时经济与金融合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