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九年中国银行壹百圆美国钞票公司(重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国银行壹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重庆版）的历史背景与解析

一、基本发行信息
该纸币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国银行发行的100元券，由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承印，印刷地点标注“重庆”，属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重要实物遗存。其票面设计通常包含中国银行行徽、“中华民国二十九年”纪年、“壹百圆”面额、孙中山头像（或中国风景图案）、美国钞票公司英文标识及重庆地名等元素，是研究战时金融史的关键物证。

二、历史背景：抗战时期的金融困境与应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1937年11月成为战时首都），金融中心随之内迁。此时，中国的货币体系面临三大挑战：
1. 战争破坏：上海、天津等金融重镇被日军占领，本土印钞能力严重受损，法币（国民政府法定货币）的印制与发行陷入危机；
2. 通胀压力：军费开支激增、物资短缺导致法币发行量失控，物价飞涨，市场对高面额纸币需求迫切；
3. 防伪与产能需求：战时伪币泛滥，需提升纸币防伪技术；同时，大后方人口骤增（接纳大量难民与机构），货币流通量远超战前，亟需扩大印钞产能。

三、美国钞票公司的介入：技术与外援的双重角色
为解决印钞难题，国民政府选择向海外求援，美国钞票公司（成立于1858年，当时全球最知名的印钞企业之一，曾为40余国印制货币）成为关键合作方。其介入的背景包括：
- 技术与设备优势：美国钞票公司拥有先进的凹版印刷技术和防伪工艺（如水印、安全线、微缩文字等），可有效抵御伪币冲击；
- 战时外交推动：1940年前后，中美已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美国通过《桐油借款》《滇锡借款》等援华法案向中国提供贷款，部分资金用于支持金融稳定，委托美钞公司印钞是金融合作的一部分；
- 重庆作为印刷地的原因：尽管由美国公司承印，但受战争影响，印钞模板与纸张可能先运至中国大后方，最终在重庆完成部分工序（或标注“重庆”以强调战时本土化生产属性）。

四、中国银行：战时金融支柱的角色
中国银行作为国民政府特许的发钞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后，与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并称为“四大行”），在抗战中承担关键职能：
- 维持法币信用：通过发行货币、管理外汇、调控市场，尽力稳定大后方经济；
- 支持抗战融资：代理政府债券发行、办理军费汇兑，为前线提供资金支持；
- 应对伪币与走私：配合军统、财政部开展金融缉私，打击日伪“联银券”“蒙疆券”等伪币对后方的渗透。

此枚100元券的高面额特征，直接反映了1940年法币通胀的加剧——1937年法币发行额约14亿元，1940年已突破30亿元，大额纸币成为缓解现金流通压力的“权宜之计”。

五、历史意义：战时金融体系的缩影
这枚纸币不仅是货币，更是抗战时期中国金融“内迁—求援—转型”的缩影：
1. 见证民族工业的韧性：在西方技术支持下，中国金融体系在战火中维持运转，为持久抗战提供了经济基础；
2. 反映战时中外合作的特殊形态：美国钞票公司的参与，既是反法西斯同盟互助的体现，也暴露了近代中国金融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3. 记录法币政策的困境：高面额纸币的发行，预示了战后更严重的恶性通胀（1948年法币崩溃，被金圆券取代），成为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失误的早期信号。

六、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美国钞票公司为中国印制的稀有品种，该券存世量较少（因战时损耗、回收销毁等因素），是研究抗战金融史、中外货币合作的“活化石”。其票面细节（如孙中山像、重庆地名、美钞公司钢印）为考证战时印钞流程、防伪技术演变提供了实证，也是收藏界公认的“民国纸币精品”。

总结：这枚民国二十九年中国银行100元券，承载着抗战时期中国金融体系的挣扎与求生，既是民族危亡之际的经济见证，也是中外合作与矛盾交织的特殊产物，其历史价值远超货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