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九年中国银行壹圆美国钞票公司(厦门)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国银行壹圆券（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厦门版）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中颇具代表性的地方流通券，其背后关联着民国时期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地方金融需求以及中美印钞技术的合作。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历史背景与细节：

一、发行主体：中国银行的职能演变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组为中国银行，初期定位为“中央银行”（与交通银行共同承担国家银行职责），负责发行纸币、经理国库、调控金融。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前，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中央银行（1928年新设）、农民银行（1933年成立）并称为“四大银行”，其中中国银行因历史悠久、网络广泛，长期主导纸币发行。

1930年时，中国银行虽已不再是唯一的央行，但仍获国民政府授权发行区域性兑换券，尤其在通商口岸和金融活跃地区（如厦门）承担重要流通职能。

二、时间与背景：1930年的中国经济与金融环境
1930年处于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的中期，表面经济有所发展，实则面临多重挑战：
- 军阀混战余波：北伐后虽形式上统一，但地方势力仍存，福建（厦门所在省）在1929年后由陈仪主政，相对稳定，但周边局势影响金融信心。
- 世界经济危机冲击：1929年华尔街股灾引发全球经济萧条，中国出口（如丝绸、茶叶）受阻，银价波动剧烈，地方市场对稳定货币需求迫切。
- 地方货币需求：厦门作为东南沿海重要商埠（对台贸易、侨汇枢纽），人口流动大、商业活动频繁，需本地化纸币满足小额交易，因此中国银行针对厦门发行专属版别。

三、印制机构：美国钞票公司的角色
该券由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简称ABNC） 印制。ABNC成立于1795年，是全球知名的专业印钞机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叶与中国多家银行合作，包括清末的户部银行、北洋政府的大清银行/中国银行早期版别，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等。

选择美国公司印制的原因主要有三：
1. 技术优势：ABNC掌握当时先进的凹版印刷、防伪技术（如水印、安全线、微缩文字），可提升纸币仿造难度；
2. 战时或特殊时期的外包需求：近代中国本土印钞能力有限（如财政部印刷局设备陈旧），遇紧急发行任务常外包给外国公司；
3. 国际信誉背书：在华外商银行（如汇丰、花旗）多使用ABNC印制的钞票，中国银行借助其品牌增强公众信任。

四、版式特征与厦门地方元素
此券为壹圆面值，具体设计可能包含以下特征（结合同时期中行券惯例）：
- 正面：通常印有孙中山像（1927年后中行纸币多以孙像为主），下方标注“中国银行”及“凭票即付国币壹圆”；边框或底纹融入中国传统纹饰（如云纹、回纹）；
- 背面：多为英文说明（因厦门涉外贸易频繁），可能出现“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 NEW YORK”（纽约分公司印制，ABNC在华业务多由纽约总部承接）；
- 地域标识：明确标注“厦门”字样，或在编号前缀、印章中加入厦门分行代码（如“厦”“闽南”相关符号），区别于其他城市版别（如上海、天津版）；
- 年份与编号：票面标注“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并有独立序列号（可能为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组合）。

五、流通与历史意义
- 流通范围：主要限于厦门及周边闽南地区（如漳州、泉州），用于本地商业、侨汇结算（厦门华侨众多，侨汇常以中行券形式汇入）。
- 退出与收藏：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禁止地方券流通。此券作为“旧国币”逐渐被回收，未参与法币体系，因此存世量较少，成为研究民国地方货币的重要实物。
- 历史价值：它见证了1930年代中国金融体系的转型（从多元发钞到法币集中）、中美经济互动（技术外包模式），以及厦门作为东南门户的商贸地位，是研究区域金融史、货币文化的珍贵标本。

总结
民国十九年中国银行壹圆美国钞票公司（厦门）券，不仅是一张小额纸币，更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金融格局与中外技术合作的缩影。其设计与流通反映了中央与地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多重博弈，至今仍是钱币收藏界关注的“地方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