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一年山西省银行拾圆(汾阳)

民国二十一年山西省银行拾圆（汾阳）的历史解析

一、发行背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时代语境
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此时中国处于北洋军阀混战结束后的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但地方割据仍存。山西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阎锡山掌控，形成相对独立的“山西自治”体系，经济上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建立了以省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1932年前后，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白银外流加剧，国内货币体系混乱（如各地军阀滥发纸币）。山西省银行作为阎锡山控制的地方金融机构，承担着稳定山西金融、支撑地方建设（如铁路、兵工、实业）的职能，此时发行新钞既是对旧币的整理，也是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手段。

二、山西省银行的历史沿革
山西省银行成立于1919年1月1日，前身为清末的“晋泰官钱局”，是阎锡山整合山西金融资源的产物。其成立初衷是统一山西币制，取代此前流通的杂乱私票与铜元券。该行初期资本由省库拨付，后逐步商业化，但始终受阎锡山政权直接控制，成为其推行“经济建设”“军事扩张”的重要资金工具。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试图将各省银行纳入中央金融体系（如要求改组为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但阎锡山以“保境安民”为由抵制，山西省银行仍保持独立地位，直至1949年山西解放后关闭。

三、“拾圆（汾阳）”的核心信息解读
1. 面值与职能：
“拾圆”即10元面值，属于民国时期地方银行发行的“大额辅币”（当时主币为银元，纸币多为小额兑换券，但地方银行因财政需求常发行大面额钞）。该钞主要用于山西省内商业交易与财政收支，尤其在基层市场流通。

2. “汾阳”的特殊含义：
钞票上标注“汾阳”，并非指仅在汾阳县流通，而是山西省银行的“地名券”特征。民国时期地方银行常在特定地区设立分行或办事处，发行带有地名的钞票（如“太原”“大同”“汾阳”），这类钞票通常由当地分行负责发行与兑换，信用依托于省银行整体，但因地域标识，可能在特定县域（如汾阳所在的吕梁地区）更常见，或因发行批次、区域投放策略而标注地名。

汾阳是山西吕梁地区的传统县城，近代以来是晋西商贸重镇（汾酒产地，商业活跃），山西省银行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并发行地名券，反映了对该区域经济辐射的重视。

四、设计与防伪特征（基于同类地方钞推断）
民国二十一年山西省银行拾圆券的设计可能体现以下特点：
- 图案元素：正面多采用传统吉祥纹样（如龙纹、云纹）、山西地方景观（如五台山、城墙）或阎锡山推行的“实业救国”符号（如工厂、农具）；背面常印有英文或“山西省银行”字样，部分钞券加盖“凭票即付国币××元”以强调兑换承诺。
- 防伪技术：受限于民国技术水平，主要依赖特殊纸张（如麻纸、道林纸）、手工雕刻钢版印刷、暗记（如数字、字母水印或票面细微图案）、地方银行印章（如行长签名、机构戳记）等，部分高面值钞会添加套色印刷或纤维丝。

五、流通与历史命运
1. 信用基础：山西省银行在1930年代前期因阎锡山推动“十年建设计划”（修同蒲铁路、办西北实业公司等），财政收入相对稳定，钞券信用尚可，在山西境内可兑换银元或用于纳税。但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统一使用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纸币），地方银行发行权被严格限制，山西省银行被迫逐步回收旧钞，改用法币。

2. 贬值与回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政权南迁，山西省银行随之内迁或停摆，钞券在沦陷区或被日军掠夺，在国统区则因恶性通货膨胀急剧贬值。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重返山西，试图恢复省银行，但此时法币已崩溃，省银行再发钞券（如“晋钞”）迅速沦为废纸，最终随1949年山西解放退出历史舞台。

六、收藏与研究价值
民国二十一年山西省银行拾圆（汾阳）作为阎锡山“山西自治”时期的金融实物，是研究民国地方金融史、区域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物证：
- 它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金融博弈”的典型案例（地方银行对抗中央统一币制）；
- 地名券特征揭示了民国金融“区域化流通”的现实；
- 其设计、材质与流通痕迹，可佐证1930年代山西工商业发展水平与民众生活状态。

目前，此类钞券因存世量较少（尤其品相完好者），已成为民国纸币收藏中的小众珍品，兼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总结：这张钞票不仅是货币，更是民国山西“独立王国”金融体系的缩影，见证了阎锡山时代的政治野心、经济策略与时代动荡下的货币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