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民国三十四年中国农民银行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劵壹佰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节约建国储蓄券壹佰圆，是抗战末期国民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稳定金融秩序而推行的一种特殊储蓄凭证。其历史背景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政治环境紧密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相关历史：

一、发行机构：中国农民银行的角色
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于1933年（前身为1932年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是国民政府“四大国家银行”之一（另三家为中、中、交、农）。其核心职能本是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但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财政需求扩大，该行逐渐承担更多全国性金融任务，包括发行法币、代理国库、管理储蓄等。
1945年时，中国农民银行已深度参与战时金融调控，储蓄券的发行是其配合政府“节约建国”政策的重要工具。

二、发行背景：抗战末期的财政与经济困境
1945年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国民政府面临多重压力：
- 军事开支激增：尽管盟军已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但中国战区仍需维持对日作战，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高达70%以上。
- 通货膨胀失控：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法币发行量从14亿元激增至1945年的1.06万亿元（增长约757倍），物价飞涨（以1937年为基期，1945年6月重庆批发物价指数达163160）。为缓解通胀，国民政府需通过强制或半强制储蓄回笼货币。
- “节约建国”政策的推行：1941年起，国民政府提出“节约建国”口号，鼓励民众储蓄以支持长期抗战与国家建设。储蓄券作为“劝储”工具，兼具储蓄与投资双重属性，既吸收民间游资，又避免直接加税引发民怨。

三、“节约建国储蓄券”的性质与设计
此类储蓄券并非普通纸币，而是有奖储蓄凭证，兼具储蓄与融资功能：
- 面额与形式：壹佰圆为常见面额之一（同期还有伍拾圆、伍佰圆等），券面通常印有“中国农民银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凭票兑付国币××圆”及编号、日期等信息，部分券面设计融入抗战或农业主题图案（如麦穗、农具、国旗等），强调“支持农村与抗战”的宣传意图。
- 运作机制：民众购买储蓄券后，可参与定期摇奖（类似彩票），中奖者可获额外奖金；未中奖者到期可兑付本金（或按约定利率计息）。这种设计降低了民众对“强制储蓄”的抵触，同时提高了认购积极性。
- 官方背书：储蓄券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并担保兑付，本质上依赖政府信用，但因后期法币急剧贬值，实际兑付价值大幅缩水。

四、历史影响与局限性
- 短期融资作用：储蓄券在一定程度上回笼了部分民间资金，缓解了战时财政压力。据史料记载，1943-1945年间，国民政府通过各类储蓄券（包括中央储蓄会、中国银行等发行的品种）吸纳资金约数百亿元法币，成为战时融资的补充手段。
- 加剧民众负担：由于法币恶性通胀，储蓄券的实际购买力迅速流失。例如，1945年初壹佰圆储蓄券尚可购买数斗米，至年底可能仅能买几个鸡蛋。民众被迫“储蓄”，实则承受了隐性掠夺，加剧了社会矛盾。
- 金融信誉的透支：国民政府通过行政摊派（如要求公务员、教师、企业强制认购）推广储蓄券，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法币及国家信用的信任。这为战后金圆券改革失败、国民党政权崩溃埋下伏笔。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抗战末期金融史的实物见证，1945年中国农民银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壹佰圆具有特殊的历史与收藏意义：
- 时代印记：券面信息直接反映抗战末期的经济状况（如高面额、宣传口号）、金融政策（“节约建国”）及社会动员方式（有奖储蓄）。
- 稀有性：因战时物资匮乏，储蓄券印刷质量参差不齐，且多数在通胀中被兑换或损毁，保存完好的壹佰圆券存世较少，成为近代货币收藏的热门品种。
- 研究样本：通过分析储蓄券的发行数据、流通范围及民众反应，可深入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与社会控制手段。

总结
1945年中国农民银行节约建国储蓄券壹佰圆，是抗战末期国民政府应对财政危机与通胀的“应急产物”。它既是战时金融调控的工具，也是民众苦难的缩影——表面倡导“节约建国”，实则因法币体系崩溃沦为变相敛财手段。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货币本身，更折射出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下的经济困局与政权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