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民国三十七年财政部税务署壹仟萬圆

关于您提到的“民国三十七年财政部税务署壹仟萬圆”，需要先澄清几个关键问题：这一名称并非独立的“钱币”，而是民国后期国民政府发行的定额税票（或印花税票），其背后关联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财政危机与货币体系崩溃。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历史内涵：

一、基础信息：时间与机构定位
- 时间：民国三十七年即公元1948年（民国纪年以1912年为元年，37+1911=1948）。
- 发行机构：“财政部税务署”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下属的税收管理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负责全国税务统筹），而非中央银行（当时负责法币、金圆券发行的机构）。
- 面额：“壹仟萬圆”（1000万圆）并非流通货币的面额单位，而是税票的定额面值——税票是用于证明纳税人已缴纳税款的凭证，本身不具备法定货币流通功能，但因民国后期恶性通胀，部分高面值税票被民间当作“代用券”短暂流通。

二、历史背景：恶性通胀与财政崩溃
1948年是国民政府统治末期，此时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关键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失利导致财政支出激增，同时法币体系彻底崩溃，被迫进行货币改革，这一系列危机直接催生了高面值税票的出现：

1. 法币体系的瓦解（1935-1948）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但抗战期间及战后，为支付巨额军费和赔款，国民政府无节制印钞，法币急剧贬值：
- 1937年抗战前，法币发行额约14亿元；
- 1945年抗战结束时，发行额达5569亿元（膨胀约400倍）；
- 1948年8月法币改革前，发行额已突破600万亿元（较1937年膨胀超40万倍），物价飞涨，法币沦为“废纸”。

2. 金圆券改革的失败（1948年8月-1949年5月）
为挽救财政，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推行“金圆券改革”：
- 规定1金圆券=300万法币，禁止黄金、白银、外币流通；
- 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后因无法兑现信用破产）；
- 初期试图通过行政手段稳定物价，但仅3个月后金圆券就开始暴跌：1948年11月金圆券发行额已从最初的20亿元增至30亿元，1949年5月更达679458亿元，较初始膨胀3万余倍，物价较1948年8月上涨超100万倍。

3. 税务署高面值税票的诞生
在法币和金圆券相继崩溃的背景下，国民政府税务部门面临两大困境：
- 税款征收困难：低面值税票因通胀迅速失去价值，纳税人需用麻袋装钱缴税；
- 财政入不敷出：税收实际价值锐减，政府需通过高面值凭证维持“账面收入”。

因此，财政部税务署被迫发行高面值定额税票（如100万、500万、1000万圆等），用于替代部分税款结算——企业或个人缴纳大额税款时，直接使用对应面值的税票抵扣，避免搬运巨额现金。这些税票虽名义上是“完税凭证”，但因面额巨大且纸质税票本身具有一定“票面价值符号”属性，一度被民间当作临时“代用券”流通，成为恶性通胀的直观见证。

三、性质辨析：税票≠钱币，却折射货币悲剧
需明确：“财政部税务署壹仟萬圆”本质是税票，不是法定货币。它与同时期流通的金圆券、银圆券有本质区别：
- 税票的核心功能是“完税证明”，依赖政府税收信用背书；
- 法定货币（法币、金圆券）依赖国家强制力与贵金属储备信用，而1948年的国民政府已无信用基础，两者均沦为通胀牺牲品。

但从收藏和历史研究角度，这类高面值税票是研究民国后期财政史、货币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它们以极端面额暴露了国民政府统治末期的经济危机与治理失效。

四、后续命运：随政权覆灭退出历史舞台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其在大陆的财政体系彻底瓦解。税务署的高面值税票随着政权更迭失去效力，大部分被销毁或散落民间，如今成为反映民国晚期恶性通胀的“活化石”。

总结
“民国三十七年财政部税务署壹仟萬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钱币”，而是国民政府财政崩溃与恶性通胀的产物——它诞生于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见证了法币、金圆券体系的相继破产，本质上是政府为应对税收困境而发行的“高面值完税凭证”。其存在不仅反映了民国后期的经济灾难，也折射出国民党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溃败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