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民国十三年黑龙江广信公司大洋票拾圆样本

民国十三年（1924年）黑龙江广信公司发行的“大洋票拾圆”样本，是中国近代地方金融史与货币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实物遗存。要理解其历史背景，需从广信公司的性质、发行背景、货币特征及历史影响等维度展开：

一、广信公司：“官商合办”的地方金融机构
广信公司全称为“黑龙江广信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最初是为解决黑龙江地方政府财政困境、整顿混乱的币制而设立的官商合办企业（官方控股，吸纳民间资本）。其核心职能包括：经营存贷款、汇兑业务，更重要的是垄断地方纸币发行权，成为清末民初黑龙江最主要的“准中央银行”。

民国成立后，广信公司并未撤销，反而因地方财政持续紧张（如军费开支、边防建设、实业投资等），进一步强化了其货币发行角色——它发行的“广信票”（含银元票、铜元票）逐渐取代旧有私帖、官帖，成为黑龙江流通的核心货币之一。

二、民国十三年（1924年）发行背景：地方财政与币制整顿的交织
1. 财政危机驱动：
民国初年，黑龙江虽为边疆省份，但面临多重财政压力：一是北洋政府频繁索要协饷，地方自筹困难；二是张作霖主政东北后，要求各省分摊军费（“奉系扩张”）；三是本地实业（如垦荒、林业、矿业）发展需资金支持，但税收有限。广信公司作为地方财政的“输血工具”，不得不通过增发纸币弥补赤字。

2. 币制混乱的应对：
清末至民初，黑龙江货币体系极为庞杂：既有清政府发行的“官帖”（纸钞），也有俄国卢布（“羌帖”）大量流入（因边境贸易），还有各地商会、钱庄发行的私帖，甚至银两、铜元并行。广信公司此前已多次发行银元票试图统一币制，但屡因财政恶化导致纸币贬值。1924年的“大洋票拾圆”，正是广信公司在币制整顿中的又一次尝试——以“大洋”（银元）为锚定，试图增强纸币信用。

3. 张作霖统治下的东北金融整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退回东北，开始整饬内部经济。黑龙江作为奉系势力范围，其金融政策需配合东北整体的“币制统一”趋势（如奉天省发行“奉大洋票”）。广信公司的“大洋票”或可视为奉系在黑龙江推行标准化货币的铺垫，但因广信公司仍具地方独立性，其纸币与奉大洋票并行流通。

三、“大洋票拾圆”样本的特征与性质
1. 形制与设计：
民国十三年广信公司大洋票拾圆样本，通常为竖版设计，材质为道林纸或土纸（因当时纸张匮乏，后期纸币纸质较差）。票面元素包含：
- 主体图案：多为黑龙江地方特色场景（如哈尔滨街景、松花江航运、农耕图）或传统吉祥纹饰；
- 文字信息：上方印“黑龙江广信公司”“大洋票”，中间显著标注“拾圆”，下方注明“凭票即付国币拾圆”“中华民国十三年印”；
- 防伪标识：可能包含总经理印章、骑缝章、暗记（如特殊花纹、数字编码），部分样本为“试印样张”（未正式发行，仅用于审批或存档，故纸质、印刷质量更精良）。

2. “样本”的特殊性：
所谓“样本”，并非流通货币，而是广信公司向财政部、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呈递的“样票”——用于审核票面设计、面值设定、防伪措施等，待批准后才会批量印刷发行。因此，样本通常带有“样票”“样张”“禁止流通”等戳记，或编号特殊（如“0000号”），具有更高的收藏与研究价值。

四、历史影响与结局：贬值与退出流通
广信公司的大洋票发行后，并未解决根本问题——由于发行量远超广信公司的准备金（广信公司并无足够银元储备支撑纸币兑换），加之东北地区战乱（如1925年郭松龄倒戈、1929年中东路事件）导致经济动荡，纸币迅速贬值，“广信票”信誉崩塌。

到1929年前后，广信公司因严重亏损、挤兑风潮被迫停业清算，其发行的纸币逐渐被奉系统一发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取代。民国十三年的“大洋票拾圆”样本，也因此成为广信公司末期货币实验的历史见证，记录了地方金融在军阀割据、财政困局下的挣扎。

五、史料与收藏价值
目前，民国十三年广信公司大洋票拾圆样本存世极少，主要藏于博物馆（如黑龙江省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手中。其价值不仅在于货币本身，更在于它折射了：
- 近代中国地方金融机构在中央集权缺失下的生存逻辑；
- 边疆省份应对外来货币冲击（如俄卢布）的艰难探索；
- 奉系崛起过程中东北地方经济的整合与矛盾。

综上，这张“样本”不仅是钱币实物，更是民国初期黑龙江地方财政、币制演变与区域政治格局的微观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