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拾圆样本

民国十年（1921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拾圆纸币样本，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极具地方特色的金融文物，其背后折射出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经济变迁、货币体系转型及地方政权的金融实践。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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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背景：清末民初的吉林金融困局与官银钱号的崛起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的设立，与晚清东北地区的货币混乱和经济危机直接相关。
- 清代背景：清代东北因地处边疆，长期依赖“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但自鸦片战争后，外国银元（如鹰洋、站人银币）大量流入，加上私铸铜钱泛滥，导致“银贱钱贵”“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严重。至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后，东北财政更趋崩溃，民间交易常以物易物或依赖俄、日货币（如羌帖、金票），主权货币体系濒临瓦解。
- 官银钱号的诞生：为整顿金融、统一币制，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吉林将军达桂奏请设立“永衡官帖局”，发行官方纸帖（一种地方性纸币）以替代私帖；1909年（宣统元年）更名为“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成为集银行、造币、汇兑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职能包括发行纸币、铸造银元、代理国库、调剂市面等，堪称清末东北地方金融的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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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性质与职能：地方政权的“中央银行”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虽名义上是“官办”，但实际具有半官方、半商业性质，是吉林省当局调控经济的核心工具：
- 发行特权：经清政府批准，永衡官银钱号获准发行“官帖”（铜元票）、“银两票”“银元票”等多种纸币，其中银元票以“龙元”“大洋”为单位，逐步取代传统银两成为主流。
- 经济调控：通过收兑私帖、平抑物价、发放贷款支持实业（如农业、手工业），试图稳定吉林经济。例如，1910年代东北大豆出口兴盛，永衡官银钱号通过汇兑业务便利了农产品贸易，增强了自身信用。
- 对抗外来金融侵略：面对日俄在东北的金融渗透（如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金票”、俄国华俄道胜银行的卢布券），永衡官银钱号通过发行高信用本地货币，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币对吉林经济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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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十年拾圆纸币的历史细节
1921年正值北洋政府时期，吉林已由奉系军阀张作霖实际控制（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尚未完全掌控东北军政）。此时的永衡官银钱号仍保持相对独立运作，其拾圆纸币的设计与发行反映了以下特点：
- 版式特征：样本券通常保留未正式流通的原始设计，可能标注“样本”“样票”字样以防伪造。票面图案多体现传统与现代结合元素，如吉林地方景观（如松花江、长白山）、龙纹（象征权威）、农耕或工业场景（反映经济主题），文字采用中文（可能兼用满文，因吉林为多民族聚居区）。
- 币值与经济环境：拾圆面值在1920年代初属大面额货币，需结合当时吉林物价水平理解——据《东三省经济调查录》载，1920年代吉林大米每斤约0.03-0.05元，拾圆可购200-300斤米，可见其流通需依托较稳定的经济基础。但此时东北已受国际银价波动影响（一战结束后银价下跌），纸币信用面临考验。
- 发行与流通局限：永衡官银钱号的纸币主要流通于吉林省内（包括今吉林、长春、延边等地），但因东北缺乏统一的中央银行（直到1924年东三省官银号成立），各省纸币互不通用，限制了其跨区域使用。此外，地方军阀混战（如直奉矛盾）导致财政收支不稳，纸币常因超发而贬值，“毛荒”（指纸币大幅贬值）现象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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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命运：从鼎盛到终结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的命运与东北政局紧密绑定：
- 鼎盛期（1909-1920年代初）：凭借官方背景和区域经济支撑，永衡纸币一度信誉较高，成为吉林主要流通货币之一。1910年代末，其发行总额曾达数千万元，覆盖城乡市场。
- 衰落与整合（1920年代中期起）：1924年，张作霖为统一东北金融，将吉林永衡官银钱号与黑龙江官银号、奉天官银号合并，成立“东三省官银号”，原永衡纸币逐渐被新发行的“奉大洋”“吉大洋”取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官银号被日本控制的伪满洲中央银行接收，永衡纸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 历史意义：作为中国近代地方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永衡官银钱号的实践反映了清末民初“自办银行、抵制外资”的金融救国尝试，其纸币则是研究东北区域货币史、金融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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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民国十年吉林永衡拾圆样本券因存世稀少（多为博物馆或资深藏家所藏），是研究永衡官银钱号发行体系、民国初期纸币工艺的关键物证。其设计风格（如防伪技术、图案选择）体现了传统审美与现代印刷技术的结合，同时票面文字、印章（如“永衡官银钱号关防”）为考证机构沿革提供了直接证据。

综上，这张纸币不仅是货币本身，更是观察清末民初吉林乃至东北政治、经济、金融转型的微观窗口，承载着地方政权应对全球化冲击、探索自主货币体系的复杂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