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一年广东省银行贰角票样

民国十一年（1922年）广东省银行贰角票样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中极具代表性的地方金融实物遗存，其背后折射出民国初年广东地区复杂的政治格局、货币体系变革及地方金融实验的曲折历程。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沿革、货币特征、历史意义四方面展开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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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背景：陈炯明主政与广东地方财政需求
民国十一年（1922年）正值粤系军阀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期（1920-1922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广东脱离清政府控制，但中央政权（北京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薄弱，各省纷纷自办金融机构发行纸币以填补财政缺口。
陈炯明上台后，试图通过整顿地方财政、发展实业巩固权力，但广东长期受战乱（如护国战争、粤桂战争）影响，税收不稳，需依赖地方银行发行纸币缓解军费与建设资金压力。此时广东省银行的前身——广东省立银行（1913年成立）因滥发纸币、信用崩溃，已无法满足需求，陈炯明遂推动改组旧行、重建新银行，发行新版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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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银行的沿革：从“省立”到“省银行”的反复
广东省银行的设立与广东地方政权的更迭紧密相关，其名称与职能多次变动：
- 1913年：初名“广东省立银行”，为省级官方金融机构，初期发行银元兑换券，但因管理混乱、超发严重，至1918年已濒临破产，纸币大幅贬值。
- 1920年：陈炯明驱逐桂系势力控制广东后，为重建信用，将“广东省立银行”改组为“广东省银行”，试图以新机构、新币制稳定金融。此次改组得到地方士绅与商界支持，计划发行可兑现的新纸币（以银元或白银为储备）。
- 1922年：正是改组后的广东省银行首次发行新版纸币的时期，贰角票样即为这一阶段的产物。但同年6月，陈炯明因与孙中山“联省自治”主张分歧，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失去广东主导权，银行运作再遭冲击，纸币信用再度恶化。

因此，民国十一年的贰角票样实际是陈炯明主政末期、广东省银行短暂稳定期的货币实验品，流通时间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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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贰角票样的设计与特征
作为“票样”（即样本券），此枚纸币并非实际流通货币，而是用于展示版式、防伪或审批的模板，通常加盖“样票”“票样”或“禁止流通”戳记，存世量极少，是研究当时纸币工艺的重要实物。其特征可归纳如下：
- 形制：采用横式设计（常见民国纸币布局），尺寸约12×7厘米（具体以实物为准），纸质较厚实，可能为道林纸或专用印钞纸。
- 图案：正面多以广东地方元素为主，如广州地标（五羊城、镇海楼）、传统纹饰（云纹、缠枝莲），或象征实业的齿轮、稻穗；中央印面值“贰角”，两侧可能有“广东省银行”字样及发行年份“中华民国十一年”。
- 文字与印章：背面多为英文说明（体现近代货币国际化尝试），并印有“凭票即付”“银毫券”等承诺（银毫即广东小银元，当时民间惯称）；关键位置盖有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或地方官员的签章，票样则额外加盖红色“样票”戳记。
- 防伪：可能采用雕版印刷（线条精细）、水印（如“粤”字或花纹）、特殊油墨（遇光变色）等技术，反映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方银行的防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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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意义：地方金融与国家货币体系的碰撞
民国十一年广东省银行贰角票样的价值，远超其本身的经济属性，更承载了多重历史信息：
1. 地方政权的金融自主性：在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无力统一币制的背景下，广东通过自办银行发行纸币，是“省自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近代中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失衡。
2. 货币改革的局限性：尽管陈炯明试图以“可兑现”重建信用，但地方银行缺乏稳定的贵金属储备（如白银），加之政局动荡（陈炯明倒台后），纸币最终仍陷入贬值，暴露了民国初年地方金融“重发行、轻信用”的通病。
3. 实物见证革命与建设的交织：1922年的广东既是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验场，也是孙中山后来“北伐”的起点。此票样见证了新旧势力交替下，地方经济与金融的脆弱性，以及近代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间的艰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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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民国十一年广东省银行贰角票样不仅是一张未流通的纸币样本，更是观察20世纪20年代广东地方政治、经济与金融生态的微观窗口。它既记录了陈炯明主政时期的地方治理尝试，也折射出中国近代货币体系转型中“地方化”与“国家化”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与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