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八年察哈尔省编遣欠饷定期库券壹圆

民国十八年察哈尔省编遣欠饷定期库券壹圆：背景、发行与历史意义

一、核心概念解析
该库券全称为“民国十八年察哈尔省编遣欠饷定期库券壹圆”，是1929年（民国十八年）察哈尔省政府为清偿军队“编遣欠饷”而发行的短期地方债券。需先明确三个关键术语：
- 编遣：指国民政府北伐后（1928年统一全国）推行的“军事整编”政策——将各地军阀的私人军队改编为中央统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并裁汰冗余兵力，以削弱地方军阀势力、强化中央集权。
- 欠饷：编遣过程中，因财政匮乏，地方政府或军队未能按时发放被裁减士兵的军饷，形成“欠饷”债务。
- 定期库券：地方政府发行的短期有价凭证，承诺到期还本付息，本质是弥补财政赤字的金融工具。

二、历史背景：北伐后的编遣困局与察哈尔的特殊性

1. 全国编遣运动的起因与矛盾
1928年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各地军阀仍拥兵自重（如冯玉祥西北军、阎锡山晋绥军、李宗仁桂系等）。为消除割据隐患，蒋介石主导推行“编遣会议”（1928年底至1929年初），计划将全国260万军队裁至80万，经费由中央与地方分摊。但编遣触及军阀核心利益，引发激烈反抗（如1929年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编遣计划实际执行混乱，且中央财政无力承担巨额欠饷，地方政府被迫自行解决。

2. 察哈尔省的战略地位与财政困境
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山西、内蒙古）是民国时期的北方边疆省份，北接蒙古，东连热河，西邻绥远，是拱卫京畿、防御外蒙分裂势力的战略要地。当时察哈尔驻军复杂：既有中央嫡系部队，也有冯玉祥西北军的残余力量（如宋哲元部曾长期经营察哈尔），还有地方保安队。1928年后，察哈尔虽名义上归附中央，但实际财政、军事仍受地方实力派影响，中央拨款有限，地方税收（田赋、杂税）难以支撑军队开支。

编遣令下达后，察哈尔需裁撤大量非嫡系军队，欠饷问题尤为突出：被裁士兵多为西北军或地方旧部，欠饷少则数月、多则半年，若不及时清偿，恐引发兵变或社会动荡。察哈尔省政府遂决定发行“编遣欠饷定期库券”，以债券形式向市场（主要是商民、钱庄）借款发饷，承诺“定期”偿还。

三、库券的发行细节与特征
目前公开资料显示，该库券面额为“壹圆”，形制为纸质票证，通常包含以下要素（具体以实物为准）：
- 发行机构：察哈尔省政府财政厅（或指定金融机构代理发行）；
- 发行时间：民国十八年（1929年），具体月份多在编遣令执行期（上半年）；
- 期限与利率：作为“定期”库券，期限可能为1-3年（常见地方库券短期为1年），利率推测为年息6%-10%（高于同期银行定存，以吸引认购）；
- 担保与兑付：以察哈尔省税收（如田赋附加、契税、烟酒税）或特定财政收入作为担保，承诺到期后由财政厅兑付本息；
- 票面设计：可能印有孙中山像、“中华民国”字样、察哈尔省地图或象征统一的图案，标注“编遣欠饷”“定期库券”“壹圆”及发行编号。

四、历史意义与现实遗存

1. 反映民国地方财政的脆弱性
该库券是南京国民政府“编遣政策”失败的缩影：中央既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军队，又无力承担编遣成本，迫使地方通过举债发饷，暴露了民国初期“弱中央、强地方”的财政格局。察哈尔作为边疆省，其财政困境更凸显了当时边疆治理的艰难——既要应对外部威胁（如外蒙独立运动），又要维持内部军队稳定，陷入“无饷则乱，举债则债台高筑”的恶性循环。

2. 见证军阀混战向“训政时期”过渡的矛盾
1928年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宣称“军政”结束、“宪政”预备，但编遣欠饷库券的发行表明，“军政”阴影仍未消散：地方军队仍是政治博弈的核心，欠饷问题本质是权力与资源分配冲突的产物。察哈尔的案例说明，北伐后的“统一”仅是形式，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经济利益矛盾持续发酵，为后续中原大战（1930年）埋下伏笔。

3. 货币史与收藏价值
作为民国地方债券的重要实物，该库券是研究区域金融史、军事史的珍贵史料。因发行量有限（仅限察哈尔省内流通或定向认购），且历经战乱（如1933年长城抗战、1937年察哈尔沦陷），存世稀少，成为钱币收藏市场的“冷门珍品”，票面信息（如编号、签章）可补充地方财政档案的缺失。

五、后续命运：兑付与历史结局
察哈尔省编遣欠饷库券的实际兑付情况缺乏详细记载。1930年中原大战后，察哈尔被冯玉祥、阎锡山联军控制，后又被张学良东北军接管；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察哈尔告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察哈尔迅速沦陷。战乱中，地方政府职能瘫痪，库券大概率无法全额兑付，最终沦为“废纸”，持有者损失惨重。这也印证了民国时期地方债券的共性：在政权更迭与战乱中，债权人的权益毫无保障。

总结
民国十八年察哈尔省编遣欠饷定期库券壹圆，不仅是一张地方债券，更是观察1920年代末中国“形式统一、实质分裂”政局的关键切片——它连接着北伐后的军事整编、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博弈、边疆治理的困境，以及普通士兵与民众的生存挣扎。其背后，是民国初期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统一”理想与现实利益冲突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