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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纸币民国十九年山西省银行壹圆(洪洞)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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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纸币民国十九年山西省银行壹圆(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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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1930年)山西省银行发行的“壹圆(洪洞)”纸币,是中国近代地方金融史与山西区域经济的典型物证。其历史背景需结合民国初年山西金融体系演变、中原大战的动荡局势及地方银行的职能定位综合理解,以下从多维度展开分析:

一、发行主体:山西省银行的历史脉络
山西省银行是民国时期山西最具影响力的地方金融机构,其前身可追溯至1919年阎锡山主导成立的“晋胜银行”,但真正形成规模是在1927年:
- 1927年改组:阎锡山为统一全省金融、支持军事扩张,将晋胜银行等机构合并,正式成立“山西省银行”,总行设于太原,定位为官商合办的地方性中央银行,初期资本200万元(后增至1000万元),垄断了山西的货币发行、国库代理、汇兑等业务。
- 职能特殊性:作为阎锡山“保境安民”经济政策的核心工具,山西省银行不仅承担普通银行的商业职能,更深度服务于山西的军工、实业(如西北实业公司)及军政开支,是阎锡山控制山西经济命脉的关键抓手。

二、“民国十九年”的时代背景:中原大战与山西的“中立”角色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节点——中原大战爆发之年(1930年5月—11月)。这场战争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派与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内战,战场波及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而山西因阎锡山的经营,成为反蒋派的“大本营”与物资补给基地。

此时山西虽未直接卷入主战场,但面临两大压力:
1. 军费开支激增:阎锡山需为反蒋联军提供大量军饷,山西省银行被迫超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
2. 货币信用挑战:战争导致周边省份货币体系混乱,山西需强化本省货币的流通性,因此部分纸币标注“地名”(如“洪洞”),可能是区域性投放策略——既明确发行范围(优先在洪洞及周边流通),也试图通过“属地化”增强民众对纸币的信任。

三、“壹圆(洪洞)”的设计与特征
目前可见的民国十九年山西省银行壹圆券(洪洞版),设计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方特色:
- 正面要素:通常印有“山西省银行”“壹圆”字样,搭配阎锡山提出的“造产救国”口号或山西地标图案(如太原鼓楼);部分版本加盖“洪洞”红色地名戳记,或直接在票面标注“洪洞通用”;
- 防伪与材质:采用当时常见的道林纸印刷,配有简单的水印或暗纹(如“晋”“银”字纹),但因战时紧急发行,防伪工艺较粗糙;
- 流通属性:“洪洞”标注并非指仅在洪洞县发行,而是强调该券在洪洞地区的强制流通性——山西省银行要求当地商户、机关必须接受此券,以保障其在区域市场的支付能力。

四、历史意义与后续命运
1. 地方金融自主性的体现:民国初年,中央政权(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金融控制薄弱,山西省银行通过发行“地名券”(如洪洞版),实质是强化山西对本省货币体系的自治权,反映了阎锡山“独立王国”的经济诉求;
2. 中原大战的金融注脚:该券的超发与流通,直接印证了中原大战对山西经济的冲击——战争迫使地方银行牺牲货币信用换取财政支撑,也为后来山西省银行的信用危机埋下伏笔(抗战爆发后,山西省银行因恶性通胀彻底崩溃);
3. 区域经济史的标本:洪洞作为山西南部重镇(平阳府治所,人口密集、商贸发达),标注“洪洞”的纸币说明山西省银行注重区域差异化投放,试图适配不同地区的经济需求,是研究民国山西县域金融的重要实物资料。

五、收藏与现状
因中原大战期间纸币发行量大、损耗严重,加之抗战时期山西沦陷后大量纸币被销毁,民国十九年山西省银行壹圆(洪洞)存世量较少,成为钱币收藏界的“小众珍品”。其价值不仅在于稀缺性,更在于它承载了民国山西的政治博弈、战争记忆与基层经济生态,是解读中国近代地方金融史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综上,这枚小小的纸币,既是阎锡山统治下山西金融体系的缩影,也是中原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微观见证,折射出民国时期地方政权在动荡中维持经济运转的艰难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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