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六年农民合作社贰角(汾阳县尹家社村)

民国二十六年农民合作社贰角（汾阳县尹家社村）钱币的历史背景与解析

一、基本属性：抗日根据地的基层金融凭证
这枚“贰角”钱币属于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农民合作社信用流通券，发行于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流通范围限定在山西省汾阳县尹家社村。其本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基层经济互助工具，兼具货币流通与合作社公共积累双重功能，是研究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群众化金融”的典型实物。

二、核心历史背景：1937年的时代坐标
1937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关键年份：
-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国性抗战开始；
- 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确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
- 9月：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随后120师、129师挺进山西，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

山西省因地处华北抗战前沿，成为八路军活动核心区域。汾阳县（今属吕梁市）位于晋中腹地，紧邻晋绥边区（以山西兴县为中心，涵盖晋西北、陕北部分地区），是连接晋绥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战略节点。此时，日军虽已占领太原（11月8日沦陷），但汾阳周边仍为八路军控制或游击区，基层群众需通过互助合作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崩溃。

三、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生产+信用”的战时互助组织
尹家社村的“农民合作社”并非现代意义的商业企业，而是抗日根据地推行的“生产互助+信用合作”基层单位，核心功能是：
1. 组织生产自救：抗战爆发后，农村劳动力被征调、土地荒芜、物资匮乏，合作社通过集体耕作、纺织、熬盐等方式恢复生产，解决农民温饱；
2. 调剂物资余缺：根据地被日军封锁，粮食、布匹、药品等必需品短缺，合作社统一收购农产品、分配工业品（如从敌占区秘密运入的盐、火柴），稳定物价；
3. 提供小额信贷：农民缺乏生产资金，合作社以“公共积累”为基础发行内部流通券（即此“贰角”），用于社员间借贷（如购买种子、农具），避免高利贷盘剥。

四、“贰角”钱币的特殊性：村级发行的“草根货币”
这枚钱币的独特性在于“村级发行”，反映了根据地金融“从群众中来”的特点：
- 发行主体：非边区政府或银行（如晋绥边区银行1938年才正式成立），而是尹家社村农民合作社自行印制，属于“内部信用凭证”；
- 流通范围：仅限本村社员使用，用于合作社内的交易结算（如交售棉花换食盐、借粮还钱），不直接参与外部市场；
- 设计特征：因村级印刷条件简陋，可能无复杂图案（多为简单文字+数字），纸质粗糙，加盖合作社公章或负责人私章防伪；
- 历史作用：解决了根据地初期“正规货币未普及、伪币/法币贬值”的问题，让农民在“自己的钱”支撑下安心生产，巩固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

五、汾阳尹家社村的具体语境
汾阳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
- 地理优势：西靠吕梁山，东连晋中平原，便于开展游击战；且汾阳是晋商故里（明清时晋商核心区之一），群众基础好，合作社易组织；
- 群众动员：八路军120师曾在汾阳一带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建立农会、妇救会，合作社是这些组织的经济延伸——通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互助，将分散农民凝聚为抗战力量；
- 生存挑战：日军对汾阳实行“三光政策”（1938年后多次扫荡），合作社需在“反扫荡”间隙维持运转，流通券可能因形势紧张而“随发随收”，存世极少。

六、历史意义：微观视角下的抗战经济史
这枚小小的“贰角”钱币，是“人民战争”在经济领域的缩影：
- 它证明：抗战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是经济与民心的较量——根据地通过“合作社+小面额货币”让群众获得实际利益，从而自觉支持抗战；
- 它揭示：中共在抗战初期的金融智慧——“不依赖正规银行，而是让农民自己掌握经济工具”，既避免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剥削，也防止了货币发行失控；
- 它是“村级治理”的见证：尹家社村通过合作社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后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积累了经验。

七、现状与收藏价值
因村级发行量极小（仅满足本村需求）、历经战乱损耗，此类钱币目前存世罕见，多藏于博物馆（如中国钱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或个人收藏家手中。其价值不仅在于稀缺性，更在于它是“抗战时期基层经济活化石”，为研究“敌后根据地的群众路线”“战时乡村金融”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证。

总结：这枚“民国二十六年汾阳县尹家社村农民合作社贰角”，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晋绥边区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以互助合作方式应对战争危机的经济创造。它既是“小米加步枪”之外的“经济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抗战路线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