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九年牟平七区自由乡救济券壹圆(西塂村)

民国二十九年牟平七区自由乡救济券壹圆（西塂村）的历史背景与解析

一、基本要素拆解
该纸币的核心信息包括：发行时间（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地域范围（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第七区自由乡，今属牟平区或周边区域）、面额（壹圆）、特殊属性（“救济券”）、关联村落（西塂村，今牟平区宁海街道西塂村一带）。需结合民国时期地方财政、抗战环境及山东乡村社会背景综合分析。

二、历史背景：1939-1940年的山东与牟平
1. 时代大环境：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华东主要城市，1938年2月烟台沦陷，牟平作为胶东半岛东部要地，沦为日占区或敌我拉锯区。国民党政权在山东的统治崩溃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但部分偏远乡村仍存在地方势力、伪政权或基层自治组织维持秩序。

2. 牟平的行政与社会状况：
牟平（时称“牟平县”）在抗战时期分属不同控制区：沿海及交通线被日军控制，内陆山区为八路军胶东军区抗日根据地，而部分乡村可能处于“灰色地带”——既有日伪统治的渗透，也有国民党残留力量或地方士绅组织的“自卫”“自治”团体。所谓“第七区自由乡”，应为当时牟平县的行政区划（民国时期县以下设区、乡、村），“自由乡”之名可能带有地方势力对抗外来控制的意味（如宣称“自治”“不受日伪管辖”），实际可能是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或地方抗日志士建立的基层政权。

三、“救济券”的性质与发行原因
“救济券”并非法定货币，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地方政权发行的应急性代用券，核心功能是“救济”（赈灾、济贫、稳定民生），发行原因与1940年前后的山东灾情直接相关：

1. 自然灾害与经济崩溃：
1939-1940年，山东遭遇严重自然灾害——1939年黄河泛滥（虽主要影响鲁西，但波及全省粮价），1940年春胶东地区大旱，农作物歉收，加上日军“扫荡”破坏生产、掠夺粮食，乡村出现大规模饥荒，“饿殍遍野”的记载常见于当时的根据地文献。地方政权需通过发行“救济券”筹集物资（粮食、布匹等），向灾民发放，以稳定社会秩序。

2. 货币体系混乱与流通需求：
抗战时期，法币（国民政府法定货币）贬值严重，日伪推行“联银券”（伪满洲国、华北伪政权的货币）掠夺资源，乡村地区“钱荒”普遍——百姓手中无合法货币购买必需品，而根据地或地方政权控制的物资（如公粮、合作社商品）需通过特定凭证流通。“救济券”本质是以物资储备为背书的“代用券”：百姓凭券可向指定机构兑换粮食、日用品，或由政权直接用于赈灾支付，避免直接使用贬值的法币或受日伪货币盘剥。

3. 基层政权的财政手段：
无论是中共抗日根据地还是地方自治政权，当时均无稳定的财政收入（缺乏现代税收体系，且受战争影响）。发行“救济券”是一种“实物货币化”的尝试：将掌握的救济物资（如公粮、缴获的日伪物资）转化为可流通的凭证，既解决物资分配问题，又通过“救济”强化政权合法性——“救济券”的使用范围通常限于本乡（自由乡），体现基层政权的自治性和针对性。

四、“西塂村”的角色
西塂村作为“自由乡”下辖村落，是该救济券的使用终端与发行依托：
- 一方面，西塂村的灾情是直接诱因——当地饥荒迫使乡政权发行救济券；
- 另一方面，救济券的兑换、发放可能以村为单位组织（如由村公所登记灾民、分发券证），西塂村是政策落地的具体场景。从现存资料看，西塂村今属牟平区宁海街道，抗战时期为牟平近郊村落，既可能受日伪势力影响，也可能靠近中共控制的边缘区域，其“救济券”的使用反映了基层社会在战争与灾害中的生存策略。

五、历史意义与现状
1. 见证基层抗战与民生努力：
这张“救济券”是研究抗战时期山东乡村基层政权运作、灾荒应对的重要实物史料。它证明：即使在日伪统治的缝隙中，地方力量（无论中共还是爱国士绅）仍在通过务实手段维持民生，与日军的“三光政策”、经济掠夺形成对比。若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发行，则更体现“军民鱼水情”——通过救济巩固群众基础；若为地方自治政权发行，也反映民族危机下乡村社会的自救意识。

2. 货币史与民俗价值：
作为非法定货币的“救济券”，其设计、材质（多为土纸油印或石印，简易粗糙）与流通范围（仅限本乡），反映了战时货币的“地方性”“临时性”特征。目前此类券证存世极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货币史、灾荒史的稀缺标本，也是牟平地方史的重要物证。

总结
民国二十九年牟平七区自由乡救济券壹圆（西塂村），是1940年山东牟平乡村在抗战与灾荒双重压力下，基层政权发行的应急救济凭证。它既是日军侵华、自然灾害导致民生凋敝的缩影，也见证了基层社会（无论何种性质的政权）对民生的艰难守护，具有独特的历史、货币与民俗研究价值。其背后的故事，是普通民众在战争夹缝中求生存的微观历史，也是中华民族抗战韧性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