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银元民国九年安庆造币总厂倪嗣冲纪念币

民国九年（1920年）安庆造币总厂铸造的倪嗣冲纪念币，是中国近代机制币中极具争议性与特殊性的品种。其背后交织着北洋军阀割据、地方势力政治宣传与地方货币发行的历史脉络，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相关历史背景与细节：

一、核心人物：倪嗣冲与安徽军阀割据
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阳人，是北洋皖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民国初年安徽地方统治的关键角色。其政治生涯与北洋体系深度绑定：
- 早年经历：清末投效袁世凯，参与小站练兵，后随袁镇压义和团、编练新军，累升至河南布政使。
- 辛亥革命后的崛起：1911年武昌起义后，倪嗣冲被清廷任命为河南巡抚，率部镇压河南革命党；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奉袁世凯之命攻占安徽，驱逐国民党都督柏文蔚，自此掌控安徽军政大权，历任安徽都督、督军兼省长，成为皖系在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支柱。
- 统治特点：倪嗣冲在安徽推行高压统治，横征暴敛（如征收“讨赤捐”“烟苗捐”），同时依附北洋中央（段祺瑞）扩张势力，但也因拥兵自重与直系（冯国璋）、奉系矛盾不断。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后，倪嗣冲被迫辞去职务，退居天津，1924年病逝。

二、安庆造币总厂的背景与倪嗣冲的货币控制
安庆造币总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末的安庆机器局（1862年由曾国藩创办，最初制造枪炮弹药）。1902年，安徽巡抚聂缉椝将其改组为“安徽银元局”，开始铸造银元；1911年辛亥革命后，银元局停办；1915年，倪嗣冲主政安徽期间，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强化对安徽金融的控制，重新恢复并扩建银元局，更名为“安庆造币总厂”，成为其独立发行货币、搜刮财富的工具。

倪嗣冲时期，安庆造币总厂主要铸造两类货币：
1. 流通银元：如“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袁大头”（仿中央版，但含地方私铸特征）；
2. 纪念币：即“倪嗣冲纪念币”，这是其政治宣传与权力彰显的特殊产物。

三、“民国九年倪嗣冲纪念币”的版本与形制
目前存世的倪嗣冲纪念币均为银质机制币，根据图案与铭文差异，主要分为两大版本：

1. “安庆造币总厂”楷书纪念币（俗称“大嘉禾版”）
- 正面：中央为倪嗣冲戎装半身像（或侧面像，不同版别有差异），上方环书“中华民国九年”，下方标注“安庆造币总厂”；
- 背面：主体为“嘉禾图案”（象征农业丰饶，常见于民国纪念币），嘉禾环绕中央的“纪念”二字，部分版别下方刻有“每元当制钱十文”（试图与铜元挂钩，凸显兑换价值），或“壹圆”字样（明确银元面值）。

2. “倪督军纪念”版（俗称“小嘉禾版”）
- 正面：中央为倪嗣冲头像，上方为“倪督军纪念”（直接点明纪念对象与身份），下方无厂名或仅标“安庆”；
- 背面：嘉禾较简洁，中央多为“壹圆”或“纪念”铭文，部分版别带有“安庆”地名。

共性特征：所有纪念币均突出倪嗣冲的个人权威（头像+职务/地名），违背中央“禁止地方滥发纪念币”的规定，本质是地方军阀的“私人化货币宣传”。

四、发行目的：政治宣传与地方财政的双重需求
倪嗣冲纪念币并非官方批准的法定货币，而是倪嗣冲为巩固个人统治、炫耀权力而私自铸造的“纪念章式货币”，其发行动机包括：
1. 政治宣传：通过货币这一高频流通媒介，将个人形象与“安徽统治者”身份绑定，强化民众对其权威的认知（类似袁世凯“洪宪纪念币”、徐世昌“仁寿同登纪念币”的逻辑，但倪嗣冲未称帝，故更侧重“地方督军”身份的彰显）；
2. 财政搜刮：倪嗣冲统治安徽期间，因连年战争（如1917年参与“府院之争”、1918年派兵入湘）导致财政亏空，纪念币多以“纪念”为名，实则变相发行虚值货币（部分版别含银量不足），掠夺民间财富填补军费；
3. 对抗中央货币体系：北洋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货币发行管控薄弱，倪嗣冲通过自铸纪念币，削弱中央“袁大头”在安徽的流通地位，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区域金融体系。

五、历史争议与存世现状
1. 合法性争议：民国北洋政府虽允许地方造币厂铸造流通银元，但严格禁止私自发行纪念币（需中央政府核准）。倪嗣冲纪念币未经财政部批准，属于“非法铸币”，因此未获官方认可，流通范围仅限于安徽部分地区，且很快因直皖战争后倪嗣冲下台而被回收销毁，存世量极少。
2. 收藏与研究价值：作为“军阀纪念币”的代表品种，倪嗣冲纪念币是研究北洋时期地方割据、货币金融混乱的重要实物资料。目前市场上真品罕见，仿品极多，需通过材质（含银量约85%-90%，低于标准袁大头的89%）、工艺（安庆造币总厂设备较简陋，币面常有砂眼、压力不均痕迹）、版别细节（如头像神态、嘉禾纹路）鉴别真伪。
3. 历史评价：倪嗣冲纪念币是近代中国“军阀混战、货币主权旁落”的缩影——地方军阀无视国家金融统一，以货币为工具强化个人权力，最终加剧了经济崩溃与社会动荡。

六、总结
民国九年倪嗣冲纪念币不仅是一枚钱币，更是倪嗣冲个人权力膨胀、安徽地方割据与北洋金融体系失控的历史见证。它诞生于军阀混战的乱世，服务于地方统治者的政治野心与财政需求，最终随着倪嗣冲的倒台而成为历史的注脚，也为后人研究近代中国地方军阀史提供了独特的实物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