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钱乾元重宝折五十背重轮下月

“乾元重宝折五十背重轮下月”是唐代肃宗乾元年间（758—760年）铸造的一种重要货币，属于安史之乱时期为缓解财政危机而推行的“虚值大钱”之一。以下从历史背景、钱文与形制、铸造目的、流通影响及收藏价值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安史之乱与唐王朝的财政危机
乾元重宝的诞生与安史之乱（755—763年）直接相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战火迅速蔓延，中原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农田荒芜、人口锐减、漕运中断，唐王朝财政陷入绝境——军费开支激增（需供养平叛军队）、赋税征收困难（均田制崩溃后租庸调制瓦解），原有的“开元通宝”（小平钱，一文当一钱）已无法满足巨额资金需求。

至德二载（757年），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即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乾元元年（758年），肃宗采纳御史中丞第五琦的建议，铸行虚值大钱，试图通过“以少换多”的方式掠夺民间财富，填补财政缺口。这一举措的直接产物便是“乾元重宝”，以及稍后更夸张的“重轮乾元重宝”（又称“重棱钱”）。

二、钱文与形制：“折五十”与“背重轮下月”的特征
乾元重宝的钱文为隶书，直读（“乾元”“重宝”上下排列），“乾元”取自《周易》“大哉乾元”，象征天命；“重宝”意为“厚重之宝”，强调其价值高于普通小平钱。

具体到“折五十背重轮下月”：
- “折五十”：指其名义面值相当于50枚开元通宝小平钱（“折”即“折合”“兑换”之意）。但实际重量远不足50倍——开元通宝标准重约4克，“乾元重宝折十”（初铸版）重约10克，“折五十”的重轮版（背有两圈轮廓）虽更厚重，也不过15—20克左右，是典型的“虚值钱”。
- “背重轮”：指钱币背面外郭有两圈凸起的轮边（内轮与外轮），故又称“重棱钱”。这种设计可能模仿汉代“重环钱”，或为了增加钱币的视觉分量感，强化其“高价值”印象。
- “下月”：指背面穿口（方孔）下方有一个类似弯月的纹饰（即“月纹”）。唐代钱币常见月纹（如开元通宝“左月”“右月”），可能与铸造时的流铜、模具标记有关，也可能是官方为区分版别或寓意“望月思归”（呼应战乱背景）的设计。

三、铸造目的：掠夺财富与通货膨胀
肃宗铸行乾元重宝的核心目的是解决财政危机。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第五琦奏请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注：此处“缗”为一千文，实际因减重可能不足），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后“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径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宝’，每一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并行，以一当五十”。

所谓“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本质是通过法定比价强制提升虚值钱的购买力：政府用1枚乾元重宝即可兑换10或50枚开元通宝，相当于将民间财富变相收归国库。但此举严重破坏了货币信用——由于乾元重宝含铜量远低于面值，百姓拒绝接受，导致“物价踊贵，人心不安”（《旧唐书·食货志》）。

四、流通影响：币制混乱与经济崩溃
乾元重宝的推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 物价飞涨：乾元二年（759年），米价涨至“斗米七千钱”（正常年份仅数十钱），民间交易被迫退回以物易物。
- 私铸泛滥：因官钱利润极高（铸1枚乾元重宝可抵50枚开元通宝），民间盗铸成风，甚至出现“剪铁锡为钱”“杂以铅锡”的劣钱，进一步加剧币制混乱。
- 政策反复：上元元年（760年），肃宗被迫下诏“罢乾元重宝，改铸小钱”（即缩小乾元重宝尺寸、降低面值），并规定“重轮钱一当三十”，但市场已失去信任，最终不得不恢复开元通宝为主币。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乾元重宝是中国货币史上首次大规模推行虚值大钱的案例，反映了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经济的摧毁性打击，也暴露了古代王朝“以铸币救急”政策的局限性（往往适得其反）。

作为古钱名珍，“乾元重宝折五十背重轮下月”因存世稀少（尤其是品相完好者）、历史内涵丰富，成为收藏界的热门品种。其版别复杂（如“重轮”有深轮、浅轮之分，“月纹”位置、形状各异），是研究唐代币制、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目前市场上，一枚普通乾元重宝折十钱价值数百至数千元，而“折五十背重轮”精品可达数万元甚至更高。

总结：乾元重宝折五十背重轮下月，不仅是安史之乱背景下唐王朝财政崩溃的缩影，更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虚值钱”政策的典型代表。它的铸造与流通，深刻揭示了战争对经济体系的冲击，以及统治者应对危机时的短视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