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铜钱至正通宝背亥十

“至正通宝”是元朝末代皇帝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68年在位）于至正年间（1341—1370年）铸造的年号钱，是元朝最重要的流通货币之一。而“背亥十”是其中一类特殊版别，其背后关联着元朝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及货币改革历程。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这枚钱币的历史内涵：

一、至正通宝的铸造背景：元朝末年的危机与货币改革
元朝自世祖忽必烈建立中统钞法后，长期依赖纸币（“钞”）作为主要流通货币，铜钱仅作为辅助或象征性使用（如“大朝通宝”“至元通宝”等）。但到顺帝时期，政治腐败、赋税苛重、黄河泛滥（1344年白茅堤决口）、红巾军起义（1351年爆发）等问题交织，导致财政崩溃：
- 钞法崩坏：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胀，“每日印造，不可数计”，纸钞贬值至“万贯不值一钱”，民间拒绝使用，交易退回到以物易物或白银、铜钱的原始状态。
- 铜料短缺：元朝控制区缩小，铜矿开采困难，官方铸钱规模有限，但民间对金属货币的需求激增。

为挽救财政，顺帝于至正十年（1350年）推行“至正交钞”改革（印行新纸币），同时恢复铜钱铸造，试图以“钱钞并行”稳定经济。“至正通宝”即在此背景下大规模开铸，成为元朝最后一次全国性铸币。

二、“背亥十”的版式特征与含义
“至正通宝”按形制可分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背面多铸文字或符号，记录铸造信息。“背亥十”属于折十型大钱，其核心特征是：
- 面文：“至正通宝”四字楷书（或篆书对读），字体端庄，延续了元朝钱币“汉风”审美。
- 背文：“亥”为干支纪年（对应地支“亥”），“十”表示面值（折十，即一枚当十枚小平钱）。

关于“亥”的具体指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 纪年说：“亥”可能代表铸造年份的地支。至正十年（1350年）为庚寅年，至正十一年（1351年）为辛卯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为癸卯年，均无“亥”年。因此更可能是铸造机构或监铸地的代号（元朝常以干支代指铸钱局或地方）。
- 星月说：部分“背亥”钱可见穿上下有星、月纹（如“背亥·上星”“背亥·下月”），可能为区分炉次或工匠的标记，类似宋钱的“星月记局”。

三、“背亥十”反映的元朝末年社会状况
1. 货币经济的畸形繁荣：折十钱“背亥十”体积大、重量足（实测约20—30克），需大量铜料，侧面反映元朝末期虽战乱频繁，但核心区域（如江浙、江西）仍有一定铜料供应和铸钱能力。同时，大钱的出现也暴露了官方通过“虚值大钱”掠夺民财的意图——折十钱名义价值高，但实际含铜量未必等值，加剧通胀。

2. 地方割据与货币混乱：元朝末年，各地起义军（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纷纷自铸钱币（如“天启通宝”“大义通宝”“天定通宝”），中央“至正通宝”的权威性下降。“背亥十”可能由元朝控制的某一地方铸钱局（如江浙行省）铸造，用于维持辖区内的货币流通，但也暗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

3. 民族矛盾的缩影：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货币铸造权长期由中央掌控。至正后期允许地方铸钱（以干支代指），可能是中央为应对财政危机被迫下放权力，反映了蒙古贵族统治的松动。

四、“至正通宝背亥十”的历史意义
- 元朝货币史的收官之作：随着1368年明朝建立，元朝退出中原，“至正通宝”逐渐退出流通，成为元朝货币体系的最后见证。
- 研究元末经济的关键物证：通过分析“背亥十”的存世量、铸造工艺（如砂型、范型差异），可推测元末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力与技术水平；其流通范围则能勾勒出元朝残余势力（北元）与明朝对峙的地理边界。
- 收藏与文化价值：因存世量较少（尤其美品），“背亥十”是古钱收藏中的名珍，市场价格高昂，同时也是研究元末历史、书法艺术（楷书钱文）的重要实物资料。

总结
“至正通宝背亥十”不仅是一枚普通的古钱，更是元朝末年政治崩溃、经济混乱与货币改革的缩影。它见证了纸币体系瓦解后金属货币的短暂复兴，也折射出蒙古政权在农民起义与内部矛盾冲击下的衰落。从这枚钱币中，我们既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工匠的铸造痕迹），也能窥见一个王朝终结前的挣扎与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