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钱开元通宝平头通背上星

“开元通宝平头通背上星”是中国古代钱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其背后关联着唐代货币制度、书法艺术与历史变迁。以下从钱币特征、历史背景、版别意义、文化价值四个维度展开解析：

一、“开元通宝平头通背上星”的核心特征
要理解这枚钱的历史，需先拆解其名称中的关键信息——这是一枚唐代开元通宝的特殊版别：
- 开元通宝：唐代开国货币（唐高祖武德四年，即621年始铸），取代了隋代的“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里程碑式的钱币（“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通宝”意为“通行宝货”，终结了自汉武帝以来700余年“铢两货币”体系，开启“通宝/元宝”货币新时代）。
- 平头通：“通”字的写法特征。“开元通宝”四字为初唐书法家欧阳询所书（隶书变体，兼具楷意），其中“通”字的“辶”（走之底）首笔有“平头”“仰头”之分——“平头通”指走之底的起笔横画平直，无明显上翘，是早期开元通宝的常见写法（相对“仰头通”更显古朴）。
- 背上星：“星”是钱币的铸造标记（非文字，属“记号钱”），位于钱币背面（穿上，即穿孔正上方）的一个小圆点。“星纹”起源于汉代，唐代延续使用，主要用于标识铸钱炉别、工匠或批次，是研究唐代铸币工艺的重要线索。

二、背后的历史背景：唐代的开元盛世与货币改革
1. 货币改革的时代需求
隋末战乱后，经济凋敝，隋代“五铢钱”因重量混乱（轻者仅1克，重者数克）、私铸泛滥，已无法适应统一后的经济发展。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为稳定财政、统一币制，废除五铢钱，推行“开元通宝”：
- 形制：直径约2.4厘米，重约4克（“径八分，重二铢四絫”，1两=24铢，故1枚开元通宝重1/10两，奠定后世“一文钱=一两十分之一”的“钱权”基础）；
- 文字：欧阳询书写的“开元通宝”四字端庄大气，成为后世“御书钱”的典范；
- 意义：首次以“通宝”命名货币，使“钱”成为独立的货币单位（此前“钱”是重量单位，如“五铢钱”即重五铢），影响中国及周边国家（如日本“和同开珎”、朝鲜“乾元重宝”）货币体系长达千年。

2. “平头通”与开元通宝的铸造分期
开元通宝并非一次性铸成，而是贯穿整个唐代（621—907年），且版别随时代演变：
- 早期开元（高祖至太宗时期，621—649年）：多为“平头通”“光背”（无星纹），铸造精良，文字清晰，反映了初唐经济复苏、国力渐强的态势；
- 中期开元（高宗至玄宗前期，650—741年）：出现“仰头通”“容弱通”等写法，部分带星、月纹，此时“开元盛世”达到顶峰，铸币量增大，版别趋于丰富；
- 晚期开元（安史之乱后，742—907年）：铸造粗糙，“通”字简化，星纹、月纹增多，反映藩镇割据下中央对铸币权的失控。

因此，“平头通背上星”大概率属于早期至中期的开元通宝，见证了唐代从开国到盛世的过渡阶段。

三、“背上星”的版别意义：唐代铸币工艺的微观视角
唐代铸币采用“范铸法”（砂范或铜范），每座熔炉铸造的钱币会因范模差异产生细微不同（如星纹位置、大小）。“背上星”作为早期开元通宝的标记之一，说明这枚钱来自某一特定铸炉——目前考古发现，唐代长安、洛阳、扬州等铸钱监均曾铸造带星纹的开元通宝，但“平头通”多见于京畿地区（长安）的早期铸币。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星纹的位置有严格规范（如“穿上星”“穿下星”“穿左星”“穿右星”），“背上星”是其中最常见的类型，体现了当时铸币管理的标准化（尽管不如宋代“对钱”精细）。

四、文化价值：从钱币看唐代的精神气质
1. 书法艺术的载体：欧阳询的“开元通宝”四字，笔力刚健、结构严谨，是“欧体”书法的经典应用——将帝王权威与文人审美结合，彰显唐代“兼容并蓄”的文化自信。
2. 盛世经济的缩影：“平头通”的规整与“背上星”的严谨，反映了初唐对货币统一的重视，而开元通宝的长期流通（贯穿唐代289年），也印证了“开元盛世”的经济稳定性。
3. 中外交流的见证：开元通宝不仅在国内流通，还随丝绸之路远播中亚、西亚（如阿富汗、伊朗出土过开元通宝），成为唐代“开放包容”的象征。

总结
“开元通宝平头通背上星”虽只是一枚小小的古钱，却串联起唐代的货币改革、书法艺术与经济兴衰：它是初唐告别战乱、开启盛世的见证，是欧阳询书法融入日常生活的范例，也是唐代铸币工艺标准化的微观体现。透过它，我们既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也能窥见一个王朝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