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钱开元通宝背上京

“开元通宝背上京”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枚特殊钱币，其历史背景与唐代中期的政治格局、藩镇割据及货币制度密切相关。以下从几个关键维度解析这枚钱币的历史内涵：

一、“开元通宝”的基本定位：唐代主流货币的延续
“开元通宝”并非唐玄宗“开元盛世”（713-741年）所铸，而是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确立的标准货币，取代了隋代五铢钱，开启了中国古代货币“通宝”“元宝”体系的新纪元（“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通宝”即“通行宝货”）。其形制为圆形方孔，钱文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背无纹饰（早期），后期因铸造背景不同出现各种标记（如星、月、地名等）。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国力衰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弱，藩镇（节度使辖区）为补充军费或彰显权威，常自行铸钱。“开元通宝背上京”正是这一背景下藩镇铸币的典型代表。

二、“上京”的指向：契丹耶律阿保机的“上京临潢府”
“上京”二字是解开此钱身份的关键。历史上“上京”主要有两处：
1. 唐代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但渤海国为唐朝藩属，受册封，其货币多仿唐制，且未以“上京”直接入钱文；
2. 辽朝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三年（918年）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北岸营建皇都，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国后，扩建并正式命名为“上京临潢府”，成为辽朝早期的政治中心（辽五京之首）。

结合钱币特征与历史背景，“开元通宝背上京”更可能属于辽代早期货币，而非唐代中原政权所铸。理由如下：
- 唐代藩镇虽割据，但未有以“上京”为标记的铸币；
- 辽朝建立初期（907-947年），为统一北方货币体系、巩固统治，曾模仿唐代“开元通宝”形制铸钱，并在钱背加注都城名（如“上京”）以强化正统性；
- 考古发现显示，辽上京遗址及周边曾出土类似“开元通宝背上京”的钱币，佐证其与辽上京的直接关联。

三、历史背景：辽朝早期的货币与经济需求
辽朝（契丹族建立）崛起于唐末五代，其经济以游牧、渔猎为主，但也逐渐吸收中原农耕文明。辽太祖至太宗时期（907-947年），通过战争与联盟控制了燕云十六州以北的广大区域，亟需统一的货币流通以促进贸易、稳定财政。

由于辽初自身铸币技术有限，且需快速建立货币信用，故直接沿用唐代“开元通宝”的成熟形制和钱文（欧阳询书法影响深远），仅通过背文“上京”标识铸造地或政权属性。这种“仿唐铸币”策略既降低了民间接受难度，也宣示了对中原文化的继承，服务于辽朝“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

四、争议与辨析：是否存在其他可能？
部分学者曾推测“上京”或为唐代某藩镇的别称（如幽州卢龙节度使曾称“范阳郡王”），但缺乏文献与实物证据支持：
- 唐代藩镇铸币多标注节度使姓氏（如“会昌开元”背“昌”指扬州，“洛”指洛阳），而非都城名；
- “上京”作为正式都城名，仅见于辽朝与渤海国，而渤海国货币未见此类背文。因此，主流观点仍倾向其为辽代货币。

总结
“开元通宝背上京”是辽朝早期（10世纪上半叶）铸造的货币，反映了契丹政权在崛起过程中对中原货币制度的借鉴与本土化改造。其背文“上京”明确指向辽上京临潢府，是研究辽朝政治中心、经济制度及民族融合的重要实物资料。这枚钱币不仅是货币史的见证，更是唐辽之际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文化互动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