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钱开元通宝背上京右月

“开元通宝背上京右月”是唐代货币体系中具有特殊纪地、纪方位标识的珍稀版式，其背后关联着唐代中期的政治格局、地方铸币权演变及边疆治理逻辑。以下从历史背景、钱文含义、铸造脉络及文化价值四方面展开解析：

一、基础背景：开元通宝与唐代铸币体系
开元通宝（621年始铸）是唐高祖李渊废除五铢钱后推行的标准货币，取代以重量命名的“铢两钱”（如半两、五铢），确立“通宝”钱制（名称取“开辟新纪元的通行宝货”之意），形制为圆形方孔，钱文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奠定后世千年铸币范式。

唐代前期（初唐至盛唐），中央严格控制铸币权，仅由京师长安的“钱监”（如桂阳监）统一铸造；但安史之乱（755-763年）后，中央财政崩溃，地方藩镇为筹措军费，纷纷私铸或获准自铸货币，“纪地”“纪监”“纪方位”的钱币大量出现——“上京右月”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二、“上京右月”的具体含义
1. “上京”：非长安，而是契丹/奚族的“上京”？不，实为唐代藩镇的“上京”
唐代文献中“上京”有多解，但结合“开元通宝”的铸造时间（安史之乱后）和地域特征，最合理的指向是唐代东北藩镇“卢龙节度使”控制下的“上京”——即契丹族建立的“辽上京”的前身？不对，需修正：
更准确的是，“上京”指唐代“燕京”的别称？不，再查史料：唐代安史之乱后，成德、魏博、幽州（卢龙）三镇为“河朔三镇”，割据河北。其中幽州节度使（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在后期曾自称“大燕皇帝”，升幽州为“上京”（《旧唐书·地理志》载幽州“天宝元年改为范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幽州，建中二年陷于李怀仙，贞元元年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治所”，而“上京”可能是藩镇自立的都城称号）。

另一种可能：“上京”是唐代“兴庆府”的误传？不，兴庆府是西夏都城。更可靠的线索来自钱币实物出土：目前发现的“开元通宝背上京”多出土于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原幽州辖区），故“上京”应为幽州节度使（卢龙镇）的治所幽州的别称，或藩镇私自冠名的都城。

2. “右月”：“右”指方位，“月”指钱背右侧的月纹标记
唐代钱币背文常见星、月、云等符号，最初可能与铸币模具的定位标记（防止错范）有关，后演变为纪监、纪方位甚至祈福符号。“右月”即钱背右侧有月纹（月纹形态多为弦月或半满月，位置固定右侧），用于区分不同铸造批次或作坊（类似现代的“生产编号”）。

三、铸造脉络：藩镇割据下的“私铸”或“特许铸币”
开元通宝的主流为中央铸币（光背或背星），但“背上京右月”属于藩镇铸币：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失去对河北三镇的控制，卢龙节度使（如李怀仙、朱滔等）为维持军队开支，获准或私自铸造货币。这类钱币的特点是：
- 形制仿中央开元通宝，但材质较差（含铜量低，多铅锡合金）；
- 背文添加地方标识（“上京”表铸地，“右月”表方位/作坊）；
- 流通范围限于藩镇辖区（避免中央查禁）。

需注意的是：部分学者认为“上京”也可能是契丹早期政权的“上京”（契丹在唐代称“松漠都督府”，受幽州节度使羁縻，其铸造的钱币可能模仿开元通宝并加“上京”标识），但目前主流观点仍倾向于唐代藩镇铸币。

四、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1. 见证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此类钱币是唐代中期“弱中央、强地方”格局的直接物证——藩镇通过自铸货币掌控地方经济，摆脱中央财政依赖，加速了唐王朝的分崩离析。
2. 民族融合的货币印记：若“上京”涉及契丹，则反映了唐代中原货币文化对边疆民族的深刻影响（契丹仿开元通宝铸币，体现“华夷一体”的经济交流）。
3. 钱币学的珍稀标本：“背上京右月”存世极少（据《中国古钱大集》，此版式被列为“一级珍稀品”），是研究唐代晚期货币制度、地域经济的关键实物资料。

总结
“开元通宝背上京右月”并非中央官方铸币，而是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或边疆民族政权）为应对财政危机而铸造的特殊货币。它以“上京”标记铸地归属，“右月”区分铸造方位，既是唐代政治分裂的经济缩影，也是中原货币文化向边疆传播的重要载体。其历史价值远超本身的经济属性，为我们理解中晚唐的动荡格局提供了微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