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同治重宝宝昌当十部颁样

“同治重宝宝昌当十部颁样”是一枚清代同治年间铸造的铜质方孔钱，属于清代晚期货币体系中的一类特殊钱币。要理解其历史背景，需从“同治通宝”“重宝”“当十”“宝昌”“部颁样”等关键词逐一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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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信息：钱币的基本属性
- 年号：同治（1862-1874），清穆宗载淳的年号，此时清朝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洋务运动兴起）。
- 钱文：“同治重宝”指此钱为纪重钱（“重宝”与“通宝”相对，“通宝”侧重流通，“重宝”早期多与重量相关，清代后期演变为纪值符号）；“当十”表示一枚当十文制钱使用（清代铜钱以小平钱为主，当十钱为折值大钱）。
- 局名：“宝昌”即江西宝昌局，清代地方铸钱局之一，因江西简称“赣”，故又称“赣局”，康熙六年（1667）始设，雍正、乾隆至同治朝均有铸币记录。
- 性质：“部颁样”指中央户部或工部颁发的标准样钱，用于规范地方局铸币的形制、文字、重量，确保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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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背景：同治朝的货币困境与中央管控
同治时期，清朝财政极度困难：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虽在1864年被镇压，但战争导致江南经济崩溃；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问题加剧；同时，地方督抚权力膨胀（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湘淮集团崛起），中央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减弱。

在此背景下，清廷试图通过整顿币制稳定金融：一方面恢复停铸的地方钱局（如同治初年曾令各省重启铸钱），另一方面加强对地方局的管理，推行“部颁样钱”制度——由中央统一设计钱样，要求地方按样铸造，避免私铸、减重等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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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昌当十部颁样”的特殊意义
1. 部颁样的权威性：清代部颁样钱多为中央审核通过的“标准器”，地方局需严格按样铸造流通钱。此类样钱通常工艺精良、文字规整（多为楷书，书法可能出自名家或官方书吏），与普通流通钱有明显区别（普通钱因成本压力常减重、字迹模糊）。
2. 宝昌局的铸币背景：江西宝昌局在同治朝是否持续铸币？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记载，同治初期（1862-1865）因战乱影响，部分地方局停铸；1865年后太平天国平定，清廷下令恢复铸钱，宝昌局可能在此期间重启“当十”大钱铸造。但清代后期铜料短缺（云南铜矿减产、进口铜受限），当十大钱实际流通中常因重量不足引发贬值，因此中央更强调“样钱”的标准化以维护信用。
3. 存世与研究价值：部颁样钱本身铸造量少（仅作为样本下发，非批量流通），且多被地方局存档或回缴中央，民间罕见。“同治重宝宝昌当十部颁样”若为真品，是研究同治朝货币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也反映了当时江西地区的经济地位（需通过大钱补充军费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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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充说明：清代“当十”钱的争议与演变
清代自咸丰朝（1851-1861）起大规模发行“当十”“当百”等大钱（因太平天国战争导致财政崩溃，被迫行虚值大钱敛财），但大钱因含铜量不足迅速贬值，引发市场混乱。同治朝试图“救弊”，一度限制大钱发行，甚至收回咸丰大钱改铸小钱。因此，“同治重宝宝昌当十”的存在需结合具体铸造时间判断：若为早期（1862-1865）可能是战时应急，后期（1865年后）则可能是清廷整顿币制的尝试，但因铜料不足和信用崩塌，实际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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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同治重宝宝昌当十部颁样”是清代同治年间中央规范地方铸币制度的产物，既反映了当时清朝财政危机下的大钱政策，也体现了中央试图强化对地方经济控制的努力。作为部颁样钱，它不仅是钱币收藏中的珍品，更是研究晚清货币史、政治史的关键物证。其历史价值核心在于：通过一枚钱币，可窥见同治朝“内乱初平、外患未已”背景下，清廷在金融领域“救急”与“整顿”的矛盾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