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九年财政部定期有利国库券伍圆

民国九年（1920年）财政部发行的“定期有利国库券伍圆”，是北洋政府时期财政窘迫背景下发行的一种短期融资债券，兼具“国库券”的官方信用与“有息证券”的收益属性。其历史背景、发行逻辑与时代特征紧密关联，以下从多维度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与债务困局
民国初年（1912—1927年），北洋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根源在于三点：
1. 收入锐减：传统税收（如田赋、盐税）因战乱和地方割据被截留，新税（如印花税、烟酒税）征收效率低下；
2. 军费膨胀：军阀混战导致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常超60%（如1919年军费占比达67%），远超政府承受能力；
3. 外债依赖：为维持运转，政府大量举借外债（如“善后大借款”“西原借款”），但外债需以关税、盐税作抵押，进一步挤压自主财政空间。

至1919年前后，政府财政赤字已常态化，常规税收无法覆盖支出，发行内债（包括公债、国库券）成为应急手段。但此前北洋政府多次发行公债均因信用崩塌而失败（如1914年“爱国公债”仅售出原计划1/10，1918年“民国七年六厘公债”因无偿还保障遭市场抵制），民众对政府债务信任度极低。因此，1920年的“定期有利国库券”试图以“短期、有息、可兑现”为卖点，吸引社会资金。

二、基本属性：名称与设计的时代特征
- 名称解析：
“财政部”：发行主体为北洋政府财政部（当时中央政府尚未统一，实际由直系等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主导）；
“定期有利”：强调“固定期限+利息收益”，区别于早期无明确偿还期的“国债”；
“国库券”：虽名为“券”，但本质是短期政府债券（类似现代国库券，但早期国库券多为无息贴现发行，此券为附息）；
“伍圆”：面值5银元（当时银元是社会主要流通货币，如“袁大头”“孙小头”）。

- 设计细节：
实物券通常印有“财政部发行”“定期有利国库券”“伍圆”字样，加盖财政部印章及编号，部分券面会注明“期限×年”“利率×厘”“本息到期财政部兑付”等条款（具体期限和利率因史料差异略有不同，常见为1—3年期，年利率6%—8%）。为增强信用，部分券面会附加“以盐余、关余或指定税收担保”的说明（但实际执行中常落空）。

三、发行目的与实际命运：信用破产与政府失信
北洋政府发行此券的核心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支付军政开支，但受限于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该券从发行之初就埋下违约隐患：
1. 认购低迷：由于此前政府多次公债违约（如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六厘公债”、1915年“整理国债借款”均未足额偿还），民众对“国库券”信任度极低，实际认购额远低于计划（有记载称发行总额约数百万元，但售出不足半数）；
2. 偿还无着：1920年券到期后，北洋政府因财政枯竭，根本无力兑付本息。据《北洋政府财政史》记载，该券最终“本息皆未清偿”，成为又一例政府债务违约案例；
3. 信用崩塌：此次违约进一步摧毁了民众对北洋政府债券的信任，此后政府再发内债时，“无人问津”成为常态，被迫更依赖外债和军阀摊派。

四、历史意义：北洋政府财政崩溃的缩影
民国九年定期有利国库券伍圆，并非普通的“钱币”，而是北洋政府统治末期财政破产的直接物证：
- 它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薄弱、军阀割据导致财政体系碎片化的问题——地方政府截留税收，中央政府只能靠举债度日；
- 它揭示了近代中国政府与现代金融体系的脱节——缺乏独立的财政自主权和完善的偿债机制，内债沦为“空头支票”；
- 它也是民众对旧政权失望情绪的载体——当政府连最基本的“债务信用”都无法维持时，其统治合法性也随之动摇，为后续国民革命推翻北洋政府埋下伏笔。

五、收藏与研究现状
作为北洋政府债券的重要实物遗存，该券如今已成为近代金融史、货币史的收藏品类。但因发行量小、多数未兑付而被销毁或散佚，存世品多为博物馆或资深藏家所藏，是研究民国财政史的一手资料。

综上，民国九年财政部定期有利国库券伍圆，既是北洋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应急产物”，也是近代中国政权失信于民的典型案例，其背后折射的是旧中国积贫积弱、治理体系失效的时代困境。